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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传播的网友们,在见到任何可能的原因分析之后立刻奉献了全部技能,人肉了女司机和家属、调查了司机作息时间、想象了众多因素之间的必然关联,甚至集体研究了“科里奥利加速度错觉”这样的概念,真可谓不遗余力。公众情绪不断被引导去质疑福利制度、豆腐渣工程等深制度因素。
不堪的真相被公布之时,其实是
带来了全民的激愤和失望,
一车人的惨痛遭遇竟然只是因为一个人的疯狂行为,舆论之后再次涌向对此类行为类比的各种真假视频上。
可以说,重庆公交车事故为全民上了一次代价惨重的基础安全教育课,但并没有多少人反思在这期间,自己满腔善意转发出去的,是离真相甚远的假消息。
这某种程度上也是⼀种基础媒介素养教育的缺失。
2018年9月,华人一家三口在瑞典的遭遇,引发了一阵舆论的波动,围绕此事的争议相当激烈,它很大程度源于前后的信源变化。最早当事人自述的版本隐去了冲突的前因后果和细节,建立起了一个中国游客在国外无故受辱、被歧视的信息模型,随后公众情绪被点燃,不断涌入对当事人的同情和对瑞典警方甚至是国家的抨击。随后,随着当地信息的流出甚至瑞典华人信息源的扩展,相当一部分公众认为双方的矛盾存在文化差异和个人素质上的因素,逐渐平息了对此事的关注。然而瑞典电视台随后的冒犯节目再次引发大规模网民的攻击,成功将事件上升为国家之间的外交事件。
前期的网络舆论都源自“受辱”的心态共鸣,如果这一事件发生在国内,其路径大致会走向执法探讨、人文关怀;然而一旦发生在国外,就立刻引爆了国人的惯性受辱思维与玻璃心。诚然,瑞典警方的执法方式值得拿到更大的层面探讨,但是审视前因后果后,
上升到辱华层面的探讨的确折射了这一玻璃心。
2018年5月,河南三岁女童死于眼癌的事件,本是众多悲剧故事中的一个,但因为救助失败和信息错位,陷入一场全网卷入的大型“罗生门”。一位微博ID为“作家陈岚”的女士在新浪微博实名报警,称“王凤雅疑似被亲生父母虐待致死”。她在当日发布多条微博,声称王家家属骗捐、重男轻女。女童、癌症、贫困、众筹,几个关键词自动启动所有网民擅长的“脑补”技能,一时间王凤雅的家庭遭遇口诛笔伐。然后令人咋舌的是,在舆论风暴席卷之时,女童尚未去世,正在奄奄一息,父母方为了摆脱骂名又将女童送去医院,甚至在舆论审判中给已经去世的女童验尸以证父母的清白。
事件全程经由一次微博个人的爆料、一次自媒体的放大,历时近两个月,最终尘埃落定在一个贫困家庭的无措、无奈和无计可施。深度新闻媒体的介入,最终梳理和还原了一个令大多数人唏嘘的故事,参与发布的个人和媒体公开道歉,大多数人献出自己的同情和理解。但最终,
谁又能说在这个原本苦难的家庭所忍受的重拳之中没有你失去理智时献出的一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