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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银梅便唱了起来：“阿里郎，阿里郎，阿里郎哟！我的郎君翻山过岭，路途遥远，你怎么情愿把我扔下……”
2017年1月18日，毛银梅去世。十几天前，郭柯还携剧组探望过她。她躺在床上，靠韩国武汉领事馆送的吸氧机支撑着。“眼睛没神，非常吃力，精气神没有了，觉得她的精力被什么东西牵着。”郭柯回忆。
截至今年8月上旬，据“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统计，中国大陆已发现的“慰安妇”幸存者仅剩14位（包括不愿公开身份的老人）。幸存者终将带着自己的苦难离开人世。
苦难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时任日本派遣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要求国内组织“慰安妇团”到上海前线：“昭和七年上海事变时，发生了二三起官兵强奸驻地妇女的事件，作为派遣军副参谋长的我，在经过调查后，只有仿照海军早已实行的征召妓女慰军的做法，向长崎县知事申请招来华进行性服务的慰安妇团。”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慰安所制度由上海、南京推广到各占领地，后又遍布东南亚各地。
四十多万女性沦为日军性奴隶。毛银梅们的一生被迫改变。
2014年，89岁的林爱兰已经在海南临高县敬老院住了三年。敬老院副院长梁朝生说，这里住的都是无后代的“五保户”老人，每个月政府补贴350元。林爱兰搬去得最早。
她无法起身，一直坐在一张旧的红色塑料椅上——这把椅子在她去世后，由养女阿香捐给了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资料馆——行动时需要揪着椅子腿，依靠两条细瘦胳膊往前一步步挪蹭，活动范围是屋内到门口，门口进屋内。
但她目光犀利，《二十二》剧组唯一的志愿者龙庆形容她“是所有老人里最警觉的一个，足以洞穿一切牛鬼蛇神”。这让人想起她14岁跟共产党到海口当娘子军的岁月，苏智良说“她最美好的时光可能是她年轻时候”。“现在讲话也特别有范儿，就是一个女干部、老革命的样子，目光炯炯，像做报告一样。”1939年林爱兰参加琼崖纵队，跑到日本军内部，一箱箱地偷子弹；挎着机关枪，打死过两个日本兵。子弹曾经从她头顶飞过，颅骨被擦伤。抗战胜利60和70周年时，她分别得到国家颁发的两枚勋章，极为珍视。
1941年，她被抓到海南加来镇日军据点的慰安所，腿被打断，后来失去生育能力。此前不久，她亲眼看到自己的母亲被抓，绑起来扔进河里。“日本人抓我，逼我嫁他，我假装说好，心里想拿刀砍他。他把我弄残废了，他也死了。”
战后，她先后收养过几个孩子，后来都和她断了联系。快70岁时，林爱兰收养了阿香，阿香结婚生子后，把她送到敬老院。她的屋子里，放着菜刀、水果刀、镰刀，“这儿有很多小偷，晚上他们要进来偷我东西，我就拿镰刀砍他们。”
比林爱兰小一岁的李美金也是海南人，每天在大榕树下乘凉，和其他老人聊天下棋。远远看，郭柯几乎辨不清哪个是她。过去的事，她说记不清了。日军放火抓人，让她上树摘果，不然就捅死。夜里她带着被子到山上住，不敢睡死，满脑子都是刀尖和跑步的响声。“（当时）怕死了。被锁着，夜里能听到被强奸的声音。我就叫‘阿爸！阿妈！’”
2015年，韦绍兰罗善学母子 图 / 蒲晓旭
目前公开身份且健在的幸存者中，最年长的是韦绍兰。1944年，她24岁。日军陆军第11军包围了桂林，她背着一岁的女儿逃到山上，被日本兵发现，抓进去三个月。一晚，她趁看守打瞌睡时逃跑，走到天亮，又走到天黑，在稻草里躲了一夜，又从天亮走到天黑才找到家。
打破沉默
1990年代初韩国志愿者来家帮忙前，养女黄美容对毛银梅的那段过往一无所知，父母什么都不讲。毛银梅觉得“说了也没用”。
她们的苦难数十年来乏人关注。日本导演土井敏邦在90年代拍了“慰安妇”题材纪录片《与记忆共生》，他表示，取这个片名是因为“她们很痛苦，甚至做梦都想起那些画面。”伴随痛苦的，是几十年的沉默。记者和民间团体来过好几次，李爱连都没有“讲实话”，“怕给子女丢人”。郭柯团队等了五六天，李爱连碰到相关问题都说“我忘了”。直到剧组清场，门关严，龙庆绕着大弯子提问：“当时把你抓走的时候，还抓了多少人去？”“男的、女的、老人和儿童。”“他们打老人和儿童吗？”“不打。”“男的呢？”“男的抓去干活。”“女的呢？”
“女的我们也要干一些活。”她才说了悄悄话，“他说要跟我结婚，问我三天三夜，还给我吃东西，最后给了我八根葱，我吃了八根葱，辣得我胃不行，我现在都落下了胃病。”
郭柯没想到《二十二》拍得这么难。2012年去韦绍兰家拍《三十二》，按苏智良给的地址，来到桂林荔浦县新坪镇小古告屯，只问了一户人就找到了她：“刚开始还真是把她当作一个痛苦的符号存在，但她确实颠覆了我的想象，很快进入那段回忆，而且坦然地跟你说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