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丰银行往事：东西逢源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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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

第一步棋可谓相当完美。印钞票在当时的香港是小部分英资银行的特许“营业”项目。苏石兰通过笼络香港殖民政府，享受了优待和庇护，进一步扩大发钞权，在成立短短十年，汇丰钞票发行量占到四大英资发钞行的51%，超过拥有30年发钞历史的丽如银行四倍。

不过虽然掌握巨额存款和发钞权，汇丰仍然还没到日进斗金的地步，好在汇丰没有忘记创业时的思路，他们很快就把目标盯上了那会儿世界上最容易赚钱的对象： 清政府。

二. 寄生时代

1874年，为了防御日本对台湾的骚扰，清政府打算重新修葺防御工事，但两次鸦片战争让清政府财政入不敷出，只能派李鸿章四处向外资银行借钱来搞国防。由于不想得罪日本政府，各大银行都拒绝了清廷的借款请求，无奈之下，李鸿章找到了成立仅八年的汇丰。

雪中卖碳的价格，自然不会便宜。汇丰要求年息15%，而市场公开发行的债券平均年息只有8%，这中间足足有7个点的巨额利润。连在清政府担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都评价：汇丰银行贷款的“油水太大”[1]。这笔钱为 当年利润微薄的汇丰， 奠定了发展的基石。

台防借款让汇丰尝到了甜头。为了进一步参与到清政府各类利润丰厚的融资项目，深谙“近水楼台先得月”的苏石兰专门在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大本营天津开设了分行，并派李鸿章的安徽老乡吴懋鼎出任天津第一任买办，负责拿下由前者主导的铁路与工厂建设项目。

吴懋鼎是汇丰精挑细选的人物，17岁就成为汇丰雇员，说一口流利的英文，又擅长结交权势人物。李鸿章对这个擅长和洋人谈笑风生的小老乡颇为赏识，甚至把个人存款都交由汇丰保管。李鸿章于1901年去世后，吴懋鼎从汇丰银行取出共150万两白银，交还李的家人。

只有一个吴懋鼎换取不来汇丰想要的巨大利益，真正让汇丰获得信任的，是帮助李鸿章扳倒了左宗棠的钱袋子胡雪岩。

1883年，中法战争阴云密布，主和的李鸿章与主战的左宗棠矛盾公开化，李鸿章暗中发动“倒左”运动，矛头直指左宗棠的钱袋子胡雪岩。 当时，胡雪岩向汇丰借的一笔贷款即将到期，在李鸿章的暗中鼓动下，汇丰不留情面地催款，拒绝了胡雪岩后拖二十天的请求。

恰逢胡雪岩资金链紧张，又赶上时局动荡，挤兑风潮最终拖垮了胡雪岩。李鸿章 趁势不顾左宗棠在西南边陲的节节胜利，签订了一个有利于法国的《中法新约》。两年后左宗棠病故，李鸿章再度举报胡雪岩吃朝廷回扣，导致后者被革职抄家，自己则正式跻身权力中心。

扳倒政敌后，李鸿章自然投桃报李：修建天津唐山铁路，李鸿章指定汇丰为收款银行；战争借款甚至政府的 税收存管， 也交由汇丰操办，汇丰已然成了中国央行。 至此，清政府交出了自己金融的一切筹码，货币发行职能，关税，盐税三项都掌握在外国商业银行的手中。

甚至等到清廷倒台，朝廷大员留下了大笔匿名存款，也被汇丰悉数笑纳。晚清许多贪官在汇丰匿名账户由于战乱死亡，巨额钱款就成为汇丰银行另一笔意外之喜。而澳门现任赌王何鸿燊的爷爷何世荣，曾经就是依靠成为汇丰买办的身份，坐稳了财阀家族的地位。

清政府的羸弱和民族的不幸，让汇丰赚到手软。1921年，老汇丰办公地已经不能满足日益膨胀的汇丰需求，不管是场所大小，还是气派程度，都需要一栋全新的建筑示人。1921年，汇丰银行决定斥资1000万两白银在外滩重新兴建大楼，这相当于汇丰两年的利润总和。

汇丰总部大楼，上海外滩

大楼面朝黄浦江，外形参考希腊神庙，被称作“东方最巨大宏伟的”的商业建筑。大楼有两个营业厅，一个是为外国人服务的主厅，面积2107㎡，而另一个为华人服务的厅仅470㎡，且偏居西南角。后来有人评价汇丰大楼内部凸显出尊崇白人、歧视华人的空间布局[2]。

大楼主入口台阶两侧各立有两尊铜狮，以当时总经理名字来命名：香港分行的 史提芬 （Alexander G Stephen），和上海分行总经理 施迪 （Gordon H Stitt）。两尊铜狮共同守护汇丰，也说明香港上海不分上下的地位。这栋建筑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曾作为上海市政府办公大楼。

日军侵华期间，香港的两尊铜狮一度被日军带到大阪，最终在麦克阿瑟的干预下才送回香港。上海的铜狮虽然未被拆走，但汇丰大厦已然成了“帝国主义搜刮人民的魔窟”，被改造为上海市政府办公大楼，就连壁画也成为“帝国主义涂饰的彩色图画”，被涂料覆盖。

1949年之后，汇丰撤出大陆，但他们的影响力在大中华区远未结束，甚至可以说：汇丰对于华人商业势力的塑造，才刚刚开始。

三. 重塑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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