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生育率低的现状、危害和政策建议——海通总量前瞻25年“两会”系列4（海通总量 荀玉根、吴信坤、陈...

全国两会召开在即，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备受关注，报告不仅会回顾过去一年工作，也会指明新一年政策的落实方向。我们将对两会可能涉及的政策方向进行前瞻系列研究。

展望2025年，我们预计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步伐将持续推进，具体措施可能会更加细化。借鉴海外经验，今年的生育政策可能着重加大财政补贴力度，推动妇女就业保障，提高男性养育参与度，并进一步完善社会育儿支持体系。

1. 我国生育率的现状分析

生育政策与人口变化密切相关，近年来我国生育政策转向但作用不明显。 自建国以来，我国的生育政策经历了从鼓励到严控，再到逐步放宽的演变过程，具体分为四个阶段：①1949-1953年鼓励生育。建国初期生育问题被视为恢复生产和发展经济的关键，政府通过限制节育、人工流产等方式鼓励生育，此阶段我国出生人口及生育率明显攀升。②1954-1977年宽松计划生育。人口激增带来经济社会压力，节制生育政策逐步被提出，例如1962年出台《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1973年提出“晚、稀、少”政策，生育政策趋严背景下出生人口和生育率冲高回落。③1978年-2013年严格计划生育。1978年计划生育被首次写入宪法，标志生育政策进入严控阶段，随后“独生子女”、“一孩半”、“双独二孩”等政策被陆续提出，出生人口及生育率继续下降。④2014年至今鼓励生育。前期生育限制政策效果显著，少子化导致人口老龄化问题凸显，政府开始逐步放宽生育政策，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再到“放开三胎”，尽管如此，我国出生人口及生育率整体仍呈下滑趋势。

当前我国生育率水平已经很低。 国际上将总和生育率达到2.1视为维持代际更替平衡的基本条件，低于1.5则可能导致人口减少和老龄化加剧。由于我国真正转向宽松政策的时间仍然较短，目前生育率尚未能扭转下行趋势，具备三个突出特征：

一是我国生育率绝对水平低。 截至2023年底我国总和生育率已降至1.0，低于世界水平的2.3，亦低于美国的1.6、法国的1.6、德国的1.4与日本的1.2，在全球253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倒数第九。分孩次看，一孩生育率显著下降，从2010年的0.9降至2022年的0.6；二孩生育率2013-2017年间短暂上升，从0.5提高到0.9，但自2017年起政策效应逐渐减弱，回落至2022年的0.3。

二是我国生育率下降速度快。 根据世界银行分类，各国按人口转变阶段可分为前人口红利、早期人口红利、晚期人口红利和后人口红利四个组。我国目前正从晚期人口红利组过渡至后人口红利组，但生育率的下降速度和幅度明显超过任何组别。根据联合国统计，1950-2023年我国生育率从5.8降至1.0，下降4.8，主要经济体中的降幅仅次于韩国，明显高于世界平均降幅2.6。

三是我国生育意愿持续走低。 生育意愿是影响生育率的关键因素，自1990年代以来，我国育龄妇女平均理想子女数在1.6-2.0区间内波动，一直低于2.1的生育更替水平。根据2021年卫健委调查，受生育观念变化、婚育推迟等多方面因素影响，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继续走低，2017、2019、2021年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为1.76、1.73、1.64个，作为生育主体的“90后”、“00后”仅为1.54个和1.48个。

我国育龄人口下行趋势明显。 龄人口是影响生育率的重要因素，当前我国低生育率格局的主要成因之一便是育龄人口持续减少。 一方面，我国育龄人口的拐点早已出现。 育龄妇女人口是指年龄在15-49岁之间的女性人口，这一群体的变化直接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生育潜力。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抽样数据估算，我国育龄人口的拐点在2011年，2011年育龄人口为3.83亿人，2022年为3.16亿人，11年间减少了超6700万。其中，处于生育旺盛期的20-34岁女性数量逐步下降，主力育龄妇女规模从2013年1.6亿人的峰值回落至2022年1.3亿人。 另一方面，育龄人口下降趋势短期或难扭转。 建国以来我国先后经历了三次婴儿潮，分别发生于1949-1957年、1962-1971年和1981-1994年。往后看，1981-1994年婴儿潮期间出生的人口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是我国生育的主力，但随后的育龄女性数量将持续减少，主力育龄妇女数量呈现下降趋势，预计我国育龄人口仍将面临较大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