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在庞大的智利-印度-中国三角贸易中，“圣帕特里克”号只是一艘极其普通的商船，但其船员的生活轨迹却可以帮助我们窥见那个革命时代的一些重要特征。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发生在全球范围内的战争和革命加速了全球化，生活在南方大洋（包括了南太平洋和印度洋）上的土著利用这一轮全球化带来的新的思想、商品、制度来重新想象和规划自身的信仰体系和社会组织形式。西瓦桑达拉姆认为土著们并不是在革命年代被动接受了自由、理性、进步等理念，而是通过自身传统思想对其进行了再发明。这些杂糅性的思想和制度无不体现了岛民土著的主体性。至于土著岛民们在革命年代体现出的主体性为什么没有延续下来，并会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中被遗忘，西瓦桑达拉姆则将矛头指向了英帝国及其历史书写者们。
在中国传统的世界史教科书中，十八至十九世纪的世界史主要是在讲述大西洋两岸的政治（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文化（启蒙运动）、技术（工业革命）和经济（资本主义）变革。学生的潜意识因此被不断地灌输这样一种思维：那是一个由西方主宰的时代，世界上的其他地区和人群在那个时代都是可怜的配角，被无可奈何地裹挟着进入了现代。在这两个世纪当中，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无疑是最为激荡人心的时代。霍布斯鲍姆将这一时代称之为“革命年代”。“革命年代”的故事围绕着大西洋展开，由美国革命、法国革命、拉丁美洲革命构成。有关“革命年代”的研究可谓是汗牛充栋，无需赘述。但几乎所有这些研究都带有“大西洋中心”色彩，甚少有研究“革命年代”的学者关注该时期印度洋和太平洋广阔的水域（西瓦桑达拉姆称之为“南方大洋”）中发生了什么。
《海洋、岛屿和革命》一书试图将革命年代故事的重心从大西洋转向南方大洋。西瓦桑达拉姆认为十八至十九世纪大西洋世界的变革（政治、技术、经济、文化）并非非西方地区变革的唯一范本和动因。相反，这一时期南方大洋也发生了诸多非西方版本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变革。这些变革本可以为现代世界带来一些不同于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单一历史发展逻辑的其他可能性。但这些变革却被抱持着保守立场的反对革命的英帝国所压制了。在西瓦桑达拉姆看来，英帝国是在镇压南方大洋各地革命力量的过程中才得以形成和巩固的。吊诡的是，反革命的英帝国却将自己塑造成了保卫自由贸易和促进政治进步的革命力量，并进一步在之后的历史书写中抹去了南方大洋土著在革命年代的创造性变革。西瓦桑达拉姆开启这项研究的目的则是要揭示英帝国崛起过程中的反革命本质，并重新确立南方大洋土著在那个关键时代的主体性。
在十八至十九世纪，南方大洋各地的土著开始广泛接触西方殖民者带来的商品、制度和思想。土著们对这些新事物加以改造，并引为己用，从而引发了南方大洋的革命年代。毛利人的空间知识生产模式、汤加土著精英的集权国家建设、南非科伊科伊人的千年末世论信仰、波斯湾的伊斯兰教瓦哈比派改革等都是那个革命年代的产物。西瓦桑达拉姆强调，这些发生在南方大洋的革命远非冲击/回应范式所能解释。太平洋土著、阿拉伯人、帕西人、爪哇人、缅甸人、华人、印度人、马来人和西方人在经济、文化和政治上相互交融、冲突和借鉴塑造了南方大洋革命年代的性质和特征。
西瓦桑达拉姆发现英帝国在十九世纪的崛起与革命年代南方大洋的土著们息息相关。南方大洋的土著政治精英利用革命导致的混乱局面谋求自身的利益扩张。英帝国在扑灭革命的过程中，也遏止了土著精英的扩张企图，为南方大洋带来了一种反革命的霸权稳定。这种霸权稳定是建立在高度排他性和等级化的种族、族群和性别概念基础之上的。这些由英帝国散布在南方大洋各地的身份政治理念为二十世纪各地出现的政治危机埋下了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