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刊 | 汤莹：“不打不相识”： 翦伯赞与顾颉刚的学术交往

晚年顾颉刚（来源：搜狐）

一年半之后的一九四〇 年四月，批判再次开始。与第一次将顾颉刚与胡适“绑在一起”进行批判不同，这次的批判完全是针对顾颉刚个人的。

一九三九年二月十三日，辗转来到西南的顾颉刚在《益世报·边疆周刊》第九期发表了《中华民族是一个》，在此文的结尾，他大声疾呼：“我们从今以后要绝对郑重使用‘民族’二字，我们对内没有什么民族之分，对外只有一个中华民族！”由于此文所论触及了当时人人共同关注的民族救亡的历史重大问题，故一经发表，便引发了抗战期间有名的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学术论争。这场论争引起了翦伯赞的关注，他在看了顾颉刚答费孝通的文章后，撰写了一篇题为《论中华民族与民族主义——读顾颉刚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以后》（《中苏文化》一九四〇年第六卷第一期）的文章。他先是指出，顾颉刚把中华民族当作一个问题而提出，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问题这样的提出似乎就不太正确”。因为，这一命题“就包含着否定国内少数民族之存在的意义，然而这与客观的事实是相背离的”。之后则认为顾颉刚的民族理论也存在一些“错误”。这些“错误”分别是：“民族”与“民族意识”的混同，“民族”与“国家”的混同，“民族混合”与“民族消灭”混为一谈，“种族”与“民族”的错误解释，以及未能看到“民族”形成的本质。总之，在翦伯赞看来，顾颉刚提出的“中华民族是一个”，是一个有着现实意义的关键性问题，但他的具体看法则存在很多的“错误”。

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面对唯物史观派的不断挑战，史料派往往都会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与其他史料派代表人物一样，顾颉刚也没有对翦伯赞的这两次批判做出任何的回应。推论此中原因，可能是因为顾颉刚并没有看到《历史哲学教程》和《论中华民族与民族主义》。退一步讲，即使顾颉刚看到了这些论著，也不会予以反击。因为，就《历史哲学教程》而言，顾颉刚不仅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便出版了颇受好评的《本国史》，而且往往借助“甲骨金石文字”进行古史研究，故翦伯赞所言及的“他始终没有力量写成一部中国的古史”以及“拒绝研究甲骨金石文字”的说法，可谓无从谈起。再就《论中华民族与民族主义》来说，诚如有学者指出的：“翦伯赞对顾颉刚的批评也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对顾氏观点的合理成分没有给予应有的肯定，个别论断也有点简单化。”（周文玖、张锦鹏：《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学术论辩的考察》，见《民族研究》二〇〇七年第三期）总之，面对翦伯赞的这两次批判，非顾颉刚不答也，实在无须辩护也。

二、“礼尚往来”

然而，翦伯赞接下来的举动，却引起了顾颉刚的极大关注，此即《中国史纲》的出版。该书一经出版，旋即在当时的史学界产生了轰动。唯物史观派内部的赞誉自不待言，郭沫若在得知该书第一卷即将脱稿的消息后，致信翦伯赞：“您的《中国史纲》将要脱稿，这断然是一九四二年的一大事件。”来自史料学派的态度更能证明这一点。容媛在《燕京学报》第三十一期专门对该书进行了绍介，并加以评论说，该书“推陈出新，为研究上古史者辟一新途径”。邓嗣禹在《近五十年中国的历史编纂学》中认为，《中国史纲》是“一项雄心勃勃的尝试”，“翦先生似乎蔑视他所有的前人，但他的确组织精密，有一些新思想”。就连史料派的领袖人物顾颉刚这次也有所回应。他在致白寿彝的信中颇为不服气地说：“范文澜、翦伯赞们编的书各处畅销，为什么我们不能与之争锋呢？”联系这封信的上下文，所谓翦伯赞编的书，主要指的就是《中国史纲》。从置之不理或不屑回应，到与之争锋，顾颉刚对翦伯赞的态度有了极大的转变。当然，顾颉刚的这封信写于一九四七年七月，但我有理由推定，《中国史纲》在出版之后，便引起了顾颉刚的关注。这才有了他们在一九四四年的相识和相交。

根据《顾颉刚日记》，顾颉刚和翦伯赞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九四四年五月五日，重庆北碚。这一天，顾颉刚到该地的吉林路开北碚修志委员会议，路遇翦伯赞，并到翦的临时住处交谈。两天后，翦伯赞又与吴泽一道拜访了顾颉刚，并一起吃了午饭。二人在这期间都谈了些什么，如今已不得而知，但从日记所载的“初交而作深谈”来看，这次会面当是颇为融洽。

此后，因他们的住处相隔并不很远，故有了时常的走动。仅就《顾颉刚日记》记载，自二人初交到翦伯赞于一九四六年春离开歇马场这段时间，顾颉刚专程拜访过翦伯赞一次，写过四封信；翦伯赞则拜访过顾颉刚两次。此外，二人还在其他场合见过两次。遗憾的是，这些信件今已不存。但幸运的是，借助日记，我们至少可以知道，二人曾一起讨论过两件事：一是《学府》杂志事；二是时局问题。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二日，《新华日报》刊发了《文化界发表对时局进言》，“要求召开临时紧急会议，商讨战时政治纲领，组织战时全国一致政府”。在这份《进言》中，二人都签署了自己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