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沈从文通过把陶潜原文的关键句子粗俗化而去除了古代乌托邦故事的神秘因素。在他眼中，当代的桃源绝非福地。拥塞其间的是烟贩子、水手、小军阀、腐败官僚和妓女。战争威胁、权力斗争和社会不公的印记，随处可见。“至于住在那儿的人呢，却无人自以为是遗民或神仙，也从不曾有人遇着遗民或神仙。”
对于那些爱好风雅的游客，“桃花源”这个名字却如雷贯耳，他们携一册陶潜诗集，来此访幽探胜；他们写几首陈词滥调的旧诗，与妓女讨价还价之后，与之过夜，算是完成了朝圣之行。
这不再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那个桃源。 历史的痕迹随处可见。那个流传至今的“疯疯癫癫的楚逐臣” 屈原的哀歌；当地无休无止的骚乱以及紧随其后的屠杀；最近五个矿工反抗军官的叛乱，等等，这一切都见证了目前这个社会与政治的混乱。
事实上，沈从文的嘲讽也延及自身。如果他的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可被视为《桃花源记》里的渔人，那么沈从文又是何人呢？我们马上联想到的，当是武陵太守和隐士刘子骥，在陶潜原文中，两人都徒劳地想要探寻桃源之径。然而，沈从文真可比作太守和刘子骥吗？我们或许记得《桃花源记》的结尾：“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知，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 沈从文必然感到作为现代“问津者”其反讽性的双刃剑效果，因为无论他取何等自讽的态度，他仍是根据古代传说中的神话路径启程旅行。从一开始，他的旅行就注定要归于失望，这一点千百年前的陶潜就已写到了。
《湘行散记》中隐含的反讽意味还有另一层面的内容。沈从文的故乡在湘西，他因而也曾是“桃花源”的居民。离乡十七年后，他现在重返生长之地，却发现他喜爱的事物都不复存在。他虽是土生子，却已被神秘的乌托邦拒之门外。“我已来到我故事中的空气里了，我有点儿痴。环境空气，我似乎十分熟悉，事实上一切都已十分陌生！” 沈从文努力让我们去看山川的秀美，乡民身上所藏的神性。
然而，他对湖南乡村的美化，却暴露了他与自己情感所依的环境之间的某种疏离。李欧梵指出，沈从文“并未逞其所愿，完全浸情于故乡山水，因为离乡多年，他已经或多或少成了外乡人。”
他已成为被动的看客，对于事实上陌生的环境无能为力。有许多次，他想要接近那些乡民，或施以援手，或欲为其口吐辩词，然而，“我呢，在沉默中体会到一点‘人生’的苦味……我觉得他们的欲望同悲哀都十分神圣，我不配用钱或别的方法渗到他们命运里去，扰乱他们生活上那一份应有的哀乐。”
沈从文无法再现故乡原有或应有的完整形象，充其量只能呈现一些“散记”，即他所见所闻的散落印象。他只能在偶逢的一人一景中见证一些往昔黄金时代的残迹。因此，在传说中桃花源的所在地，他开始了新的探访，但他重寻神秘乌托邦的运气，并未好过陶潜笔下的渔人。
除了湘西乡野风光的声色之外，沈从文最喜欢描绘的是下层人民：一个年轻水手不怕麻烦地与一个“已婚”妓女相爱；一个旧日战友把一生奉给一个沈从文也曾喜爱的女孩子；一个“野孩子”不要沈从文在上海给他设计的文明前途，还乡后复原了满身活力；一个七十岁的纤夫神情坚毅，让沈从文联想到托尔斯泰；一个当地矿工发起暴动，反抗军阀，最后英雄般地死去。读者很容易感觉到沈从文对这些人物的爱慕，以及他赞美这些德行的努力。
但以寻常标准判断，这些人并非桃花源的居民。要想像沈从文那样欣赏他们的“神”性，作家或读者需要特别的感知力，看出寻常所未见，感受寻常所不觉。当桃花源已经失落，也许正是这些高贵的野蛮人身上残存的品德、黄金时代的夕光余照，或山川河流的缠绵印象，才能被我们捕捉、破解，并以期重构昔日的世界。
此处形成的是一种零余散落的美感
，这种美感不仅在《湘行散记》中，而且对于乡土小说的整个文类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零散意象有着提喻的功效，暗示出缺失的总体应有的样子，以及它的不可企及。
因此，当沈从文转向单个的场景、人物或瞬间，以期浓烈地映现出他理想中的家园时，他倾向于一种独特的赏鉴方法，以此在想象中构造预期的见闻。无论这些散落意象和零余残迹多么微不足道，却皆可成为自足的符号，因此与其说它们作为局部鉴证了外部的大千世界，不如说它们其实彰显了作家自我构想的美好景致。就此而言，散落意象恰是作家的想象力借以隆重登场的道具。
然而，尽管触发了对于失落乌托邦的追思，这些散记毕竟是一个无法再拼合的整体的残余部分。沈从文愈是努力地想要从庞杂的当下事物中离析出往昔的宝贵残迹，他就愈加强烈地感受到残破的悲哀。每一篇散记本身或许都很优美有趣，但都愈加令人心酸地提示着缺失感的存在——黄金时代的缺失，纯真、秩序、充沛意义的缺失。这两种不同趋势构成自相悖反的逻辑，即召唤又摈绝了对于“桃花源”的向往，
却又充分发挥了使乡土文学话语具象化的仿真原则
。
回到我对《湘行散记》和《桃花源记》的对照阅读，我因此认为，沈从文凭借他全部的反讽修辞，延伸了陶潜对于理想乌托邦的言辞上的探寻。《湘行散记》作为《桃花源记》的又一对话回应，恰如其分地在首尾两端皆保持开放，首段系怀于本身就是往事的附志余语的古代小说，尾段则朝向更多同此心意的作品。沈从文表明了桃花源已不可能在现实中（重）现的历史状况，
但与此同时，他维护了想象和书写高于实际感知和经验的优越之处，因此也就巧妙地再度验证了陶潜在一千六百年前将乌托邦落实于笔端的书写方案
。与此相应，《湘行散记》的绝佳之处便是对个人观感印象的书写（其意义在于此皆是失落乌托邦的零散残片），以及以理想换现实的想象替代。
沈从文写作《湘西》时怀有一个明确目的：说出湘西的“真相”——当地人民的生活方式和他们的所思所想，以及他们如今面临的诸多问题。
这部作品是一组旅游指南般的文章的结集，就缺乏明显的一致结构、意在阐明官方地方府志所遗之处这些方面而言，它与《湘行散记》颇多相似。但两部作品又有明显不同。《湘行散记》含有内在的戏剧性，讲述土生子的还乡之旅，以及他对故园变迁的悲叹，而《湘西》更像历险故事，旨在破解萦绕着外乡人和沈从文本人的神秘感受。尽管人们通常不把《湘西》当作小说来读，而视之为关于沈从文家乡的史地知识记录，我们却仍可在这部作品中看出有关写实话语构造的有趣方案。如果说《湘行散记》的书写延伸了对于失落的桃花源的探寻，那么《湘西》则是尝试要深入到“黑暗的中心”（heart of darkness）。
在《湘西》的引子中，沈从文用嘲讽语气罗列了外乡人对这个地区常有的各种偏见。
“湘西是个苗区，同时又是个匪区。妇人多会放盅，男子特别欢喜杀人。” 公路极坏，地极险，人极蛮，湘西正是冒险家猎奇之地。但湘西也是旅行者神往之处：桃源县是传说中“桃花源”的所在地，人们说不定在那里会撞上汉代以前的好客遗民，另一方面，辰州以出产辰砂、辰州符和活死人而闻名天下。“若眼福好，必有机会见到一群死尸在公路上行走，汽车近身时，还知道避让路旁，完全同活人一样！” 总之，“地方文化水准极低，土地极贫瘠，人民蛮悍而又十分愚蠢。”
沈从文立誓要在书中辨明这些印象皆是错误；这些记载都是基于传统上的误解和无知。为了证明他的观点，沈从文作为向导，引领我们进入这个神秘区域，从理性角度来解释它的“奇风异俗”。我们的旅行始于常德，它是沅水边上的一个大码头，是进入湘西广大地区的门户，继而我们溯江北上，进入酉水和辰河等支流。我们沿河而行，探访码头村镇，了解其地理位置和所出物产，通过文学和历史材料追怀它们的过去；我们还会结识当地居民，了解他们的风俗，甚至他们的闲言碎语。总而言之，我们应与沈从文共享对湘西美好风光的爱慕，并一同忧虑由于内战、骚乱和现代文明侵袭而造成此地的急速衰落。
沈从文在此运用的修辞策略是古老的写实手法“实话实说”。沈从文通过提供大量信息成功地创造出了一种精确感和直接感。人名、地名、历史事件、逸闻、个人评价，彼此互无关联地倾于纸上。所有这些，不是为了表述某种专门见解，而是在默然中存在于兹，并证明事物的存在——这是实现现实效果的最有力的方法之一。只要浏览一下某些章节的题目，如〈常德的船〉、〈辰溪的煤〉、〈沅陵的人〉和〈白河流域几个码头〉，我们便已明白沈从文是想要依其本来面目来描写一切。
他不再是《湘行散记》里的孤独旅者，离家十八年后重返故园，焦急地寻觅着旧日美好时光的残迹。无论沈从文对于湘西的情感有多深切，他现在则是采取了一个诚恳的向导、一个富有同情心的外来者的叙事视角。
不同于沈从文在《湘行散记》中的态度，在《湘西》中，他尽力控制自己不从个人角度来戏剧性地描述场景、人物和逸闻。比如〈沅陵的人〉中的两个故事。其中一个故事中，一个女孩被一群武装喽罗的首领带走。她怕被那匪首杀死，又觉得他实在英俊标致，便同意嫁给他。这婚姻对于那女孩和她的家人竟变成一场美满姻缘。在大团圆的结局中，只苦了女孩的未婚夫，一个成衣店里的老实学徒。在另一个故事中，一个美貌寡妇爱慕一个苦修的和尚。虽然和尚对她的爱毫无回应，她却二十年如一日地上山顶去庙里看他。寡妇的儿子长大后，觉察了母亲的秘密。他不责怪母亲，反而雇人为母亲在山上开凿一条便道，然后便永远离去。尽管这些故事充满情节潜质，
沈从文却并未把它们演绎成耸人听闻的浪漫故事；它们并不比其他人物速写更为突出，仅被饰以温和的反讽思考，以考辨为一个如湘西这样与众不同的地区的人民所持有的复杂动机和独特道德准则。
沈从文对他的题材既不投入过深，也未疏离太远，而是小心地居中调衡，因此使他的故事既看来古怪，却又仍能为读者理解。这些人物，与湘西的船、煤矿、名胜古迹、多彩多姿的植被，一起塑造了沈从文富有地方色彩的风格。
但若把《湘西》的话语描述为写实主义的，我们只能“假定”沈从文把这个神秘区域显现得一览无余。
他努力使家乡在外来者眼中看起来更易接近、因之也更加真实，但我们却会追问，难道沈从文没有强加给他的题材对象一套新的价值和仿真原则吗？名义上他要写出关于湘西真相的合乎理智的报道，但他难道没有在解说中把许多事物的神秘魅力也消除了吗（而他原本想要维护这些“真实”的神秘魅力）？
他声称对所见所闻只描写而不叙事，但他能躲过情节化的诱惑吗？他的叙事本身难道不是已经违背了不可言说的禁条吗？通过这些问题，我无意否认沈从文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湘西美景，也无意说他未能公正地对待自己的家乡。关键乃是任何写实作家都不得不面对的文本的两难困境。我认为，正因为沈从文并未解决上述问题，他的速写才更加令人着迷。
把这个问题再复杂化一点，我们应注意到《湘西》的叙事行文中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沈从文从自己其他作品中摘引大段文字来描述一个地方，在此书中达七次之多。
他在介绍白河及其沿江小镇时，两次引用《边城》。 〈泸溪•浦市•箱子岩〉的一半篇幅都是引自《湘行散记》的文字。 〈辰溪的煤〉和〈凤凰〉的开头分别是从《湘行散记》和《凤子》中摘来的大段引文。
我们无从猜测沈从文为何如此频繁地使用引文，但这却促使我们思考《湘西》所声称的真相的可靠性。由于他引用自己以前说过的话，他成了自己的出处，因而便暴露出他的写实方案的同义反复。尽管他渴望保持公正阐释和客观记忆，但他却仍把自己的印象和关怀施与了他的对象。考虑到《边城》和《凤子》皆是富有田园浪漫气质的虚构作品，沈从文引用其中文字，必会有人追问：为虚构而作的叙事，现在如何又能用来阐明“真”相。 当历史和故事，事实和对事实的追忆，“真实”和“虚构”在《湘西》中相互融合之时，最终呈现出来的，是虚实不明的互文肌理。
正如沈从文叙事中涉及到的无数历史古迹、废墟遗址和风景名胜一样，他的自我引述在他的湘西文学之旅中，也需要一个“地点”，一个空间。我们探访沅水岸边的古老藏书洞、为纪念东汉老将马援而修的伏波宫、被凤凰乡民以革新为名毁坏的明代佛像、一个曾是地主、绅士、匪王、富豪而终遭暗杀的军阀的弃宅，此时我们渴望要破解那些秘密，想要聆听在这些遗迹的永久沉寂之下掩埋的依稀嘶喊。我们从事历史学家的工作，要让自己明白过去和现在发生的事情。
现在，《边城》、《凤子》和《湘行散记》这些作品也出现在神殿旧址、残破雕像和废弃宅院中间，要求着日后一代代的观光客／读者也要聆听这些作品中传来的声音。由此我们注意到沈从文历史使命中的变化。他想要注解、破译湘西神秘往昔的方式，使他的注解和他所讨论的往昔变得一样重要。事实上，通过表达出缄默和遗忘的内容，《湘西》已是最佳的历史记述，也成为湘西风景中最重要的一景。
凤凰是沈从文文学之旅的目的地。凤凰是湘西中心的一个外省小镇，是沈从文的原籍所在；也是他的创作想象力的源泉。凤凰山区中历来居住着苗族和土家族等民族部落，为沈从文的部落传奇〈月下小景〉、〈龙朱〉和〈神巫之爱〉等提供了合适的背景。
但这个地方也被视作许多湘西神话秘闻的发源地，这里指的是部落战争、土匪、迷信、巫术及许多其他奇异风俗。以《湘西》的叙事布局而言，凤凰标志着“黑暗的中心”，在那里，沈从文记忆的幻影大纲初步成形，那是他必然要在旅途终点照亮的欲望之地：
苗人放盅的传说，由这个地方出发，辰州符的实验者，以这个地方为集中地。三楚子弟的游侠气概，这个地方因屯丁子弟兵制度，所以保留得特别多。在宗教仪式上，这个地方有很多特别处，宗教情绪（好鬼信巫的情绪）因社会环境特殊，热烈专诚到不可想象。
凤凰是南国的外疆，对“中国”来说，无论文化上还是政治上都是异地。当地居民不仅继承了苗汉混杂的血统，而且他们千百年来一直依照一套独特的道德习俗生息着。在这个地方，现在重复着过去，这里神鬼相遇，无所不在的精灵滋养着无数传奇和迷信。正是在此，人体和心灵的被压抑的能量得以释放，形成道德风俗的奇丽风景，挑战着中原地区的礼仪规范，模糊着真实与幻想的界线。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巫术对女人的魔力，以及男人们共有的对野蛮和勇气的推崇。沈从文不厌其烦地描述不同年龄的女人如何成为无数当地神明精怪的牺牲品。
她们或成为盅婆、女巫，或为神鬼之“爱”着魔致病。沈从文描摹这些癫狂病症的迷人和可憎之处，又一次让人想到他的家乡（以及女人的身体）享有以往被忽视或边缘化的性本能力量，这种性本能力量在禁忌、宗教仪式和精神病症等扭曲形式中的释放，仍需认真研究。被神魔附体的女子结局或很悲惨，但她们的奇异举止和幻想却证明了浪漫热情的活力，因此构成了沈从文关于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中的精彩段落。凤凰也应是〈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山鬼〉和〈夜〉等小说的想象背景。
另一方面，女人在着魔时的性欲表现与男人对社会习俗的迫切执守构成对比。沈从文赞美那些为男子汉英雄主义献身的男人们。为了荣誉，他们在决斗中互相砍杀，直到一方死去；为了保持贞洁名誉，他们只因一丁点儿的怀疑便杀死自己的爱人。无论他们有多么野蛮嗜血，他们却是古代骑士的末代传人。当荣誉、手足之情和自我牺牲的准则都已逐渐被人遗忘时，这些男人变成了一群堂吉诃德，为了已不复存在的理想而战。但在这些男人的社会行为中亦潜伏着癫狂因素，正与女人的精神错乱交相呼应。凤凰男子献身于勇敢事业，其狂热程度，与女人们自愿沉迷于爱情魔力，可谓不相上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