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那么降低增值税是否合理？
中国现在是间接税唱主角的税制，如果降低间接税，企业可以在直接感受到税负降低，后面跟着的是这个税在“间接税”概念下必然要完成转嫁，从经济学的理论来说，最终受益的是消费者，我们税制改革的一个内在取向，本就是要逐渐提高直接税、同时要稳定宏观税负，言下之意就是要降低间接税的税负。
▌降间接税需同时考虑提高直接税比重
但是，如果需要考虑稳定宏观税负或维持其不低于一定水平，降低间接税的旁边，就有必要提高直接税比重，那就回到今天我们说的这个题目上了，光讲减税够不够？显然是不够的。
中央在减税的同时要掌握整个政府系统、还要安排支出满足一系列的目标要求，要保“民生托底”（社会政策托底），要有一系列与精准扶贫相关的财力投入，和维持所有社会保障事项（从住房保障到教育、医疗、就业、养老）相关的所有投入，
这些年支出是要不断加码的，使已经形成的“稳定宏观税负”这一指导方针下形成的财政赤字率2016年抬到了3%。
我们已经听到口风，
考虑不把3%看作绝对不可逾越的界限
，如果没有别的因素变动，财政可以再提高一些赤字率，但找不到新的替代财源的话怎么办？中央说的降低宏观税负如果从正税来说，有一个很明显的制约：要增加直接税是个很慢的变量，很慢的变量配一个很快的向下调整的变量（就是减少间接税），必须找到短期内填补它的收入来源，这时候可以通过宏观税负的降低和以提高赤字率冲抵一部分，但冲抵是很有限的，这是很现实的必须讨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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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减税”基本不可比，防“东施效颦”
在此很有必要说明，人们高度关注特朗普所说的“减税”，与中国现在社会上热议的“减税”大相径庭，基本不可比。
特朗普的减税与当年里根的减税都在一个套路上，主要指降减美国联邦政府的财力支柱来源——个人所得税（也可能涉及适当减公司所得税），是直接税概念下的减税。美国减税的效应追求是给经济复苏加码，
中国的情况是直接税几乎无足轻重，也几乎无处可减，而讲减间接税，就变成了“顺周期”框架里的“东施效颦”
（偏热时会继续升温，偏冷时升温会很有限，还会刺激地方政府“正税损失非税补”的“刮地皮”行为），作用与美国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
▌应把最宽广眼界的各负担因素合起来考虑
最简要地归纳，
宏观税负有三个口径，最窄口径是所有的正税加在一起，以这个最窄口径如果做国际比较，中国是相当低的，在20%以下。
中口径是把这些税收加上另外一些项目，比如社会保障方面的征收，形成一个中口径，中口径的意义不大。最有意义的实际上是广义的口径，即把所有政府收入合在一起和GDP比。
这个广义宏观税负的可比口径，这几年应该是在33%上下，往高可以估到36%，低则不到30%以下，发展中国家宏观税负的平均值大概就是35%，发达国家大概40%以上，北欧福利国家接近50%。
这样一来，在降低宏观税负这方面按最有意义的广义口径考虑，我们至少应把正税之外要讨论的行政性收费、五险一金，还有一些隐性的各种综合成本合在一起考虑。
那我们就要一个一个项目梳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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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税和行政性收费可以减什么？
第一个是行政性收费，要特别注意，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这种行政性收费曾经极度膨胀，这些年经过一系列的整治之后明显收敛，收敛下来的行政性收费和其他经济体相比，一定还是居于高水平的，在有关部门能取消的取消、能降低的降低之后，行政性收费仍然是我国企业的负担。中央层级经过这么多年努力以后，审批权压缩到还有400多项，但如果列成一个单子，感觉也是多如牛毛了。
现在甚至已有学者提出：趋势是应该完全取消行政性收费，我觉得有些行政性收费似乎还取消不了，比如咱们现在支持航空港的建设、三峡建设，这些都是用行政性的公权确定出来的收费，有大量细节的问题，无法展开一一讨论。
但是这里面的难度，大家可想而知，这些行政性收费能压什么？我国现行开征的十几种一一排过来，能打的主意在哪里？营改增这个结构性减税，算是已经在框架上做到全覆盖，但这里面就可能还有问题。
比如说高科技企业必须不惜重金稳住一些人才来支撑发展，但给这些人才付的薪酬是形成不了抵扣链条里的进项抵扣的，如果这样一个轻资产、重人力的资本投入类型的高科技企业过了某个临界点后，它在营改增的情况下有可能就是实际税负不降反增，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还得做案例的专门调查，再具体化到措施的设计。
此外，小微企业所得税的“起征点”还可以再抬高，但即使再抬高以后，实际减税的规模其实已经不太大
，充其量降个一千块钱的税，行政性收费也是这样，你看起来这里取消一点，那里取消一点，具体到一个企业由此得到的好处，其实也是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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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行政收费，攻坚克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