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名称: 复旦大学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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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资讯 | 朱春阳: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经验坐标、发展机遇与路径创新

复旦大学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  · 公众号  ·  · 2018-09-26 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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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媒体在中国最初的发展道路基本上复制了中央、省、市三级的媒体管理体制和资源配置方式,作为县域空间大众传播资源的垄断者而深嵌于区县行政体系,跨区域的资源整合也因此基本上是无法实现的。新时期以来,这一县域媒体生存方式表现出行政与市场的混合模式,因同质化程度高、缺乏竞争而导致资源配置效率甚是低下,因而并不是一种经济型的办媒体方案。因此,我们看到,改革开放后的历次媒体结构调整,县级媒体都是裁撤的重点区域,这样既方便了管理,又降低了县级行政的运行成本。但2003年的区县报的裁减似乎有矫枉过正了,因为采取了一刀切的办法,大量的区县的报纸被取消刊号能够有刊号公开出版发行的县报全国只剩下50余家。这些县报大多数是依托“经济百强县”的富足社会资源而生存下来,多集中于江浙、广东等地。从之后近20年中国传媒业的演化情况来看,这一政策导致中国大众媒体的发展严重脱离县区、社区空间,更多集中于大众化覆盖层面进行同质化竞争。其实, 伴随着中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区县媒体对新社区群体的黏合功能将会有助于社会共识的达成,降低碎片化的社会关系导致的摩擦和冲突。



在互联网和中国传统媒体的竞争过程中,互联网如入无人之境,究其主要原因在于,传统媒体缺乏能够依托社区和目标用户形成强黏度的依存关系,互联网进入的社区空间原本是传统媒体结构布局的空白点,或者说,传统媒体拱手把自己联系民众的生命线送给了互联网,从而架空了自己与区域社会关联的通道。 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两个现象。一个是都市报在遭遇到政策与制度的创新瓶颈后开始转向地铁报或社区报,但遗憾的是,为时已晚。依托智能手机而快速扩张的移动互联网出现了以后,对人们移动空间的时间和注意力的占有居于优势地位,由都市报操作经验扩张而来的地铁报的黄金期的含金量急剧下降,对广告客户的吸引力也因此降低,正逐步退出市场。而另一个现象是杭州日报报业集团旗下的“19楼”。它通过专刊渠道和用户基础构建起了全方位覆盖的网络生活社区并得以迅速扩张,不仅覆盖了整个浙江省而且向上海、江苏、安徽、河南进一步渗透,号称要成为区域网络生活的入城口和门户,成为传统媒体进军网络社区的标志性创新平台。



从上述中国以区县媒体为代表的区域媒体在整个政策体系演化过程中的遭遇来看,时至今日,大中小共生的传媒业融合发展格局基本已经成为共识,而县级媒体的独特价值和地位也在这过程中终于被认识到了。区县媒体以融媒体中心的新面孔成为新一轮政策扶持的对象,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机遇期。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2017年,绝大部分地市级广电都陷入了经营不善、负产出甚至负资产的状况。这一定程度上说明,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大范围兴起也正是被当做区县电视台走出当前困境的破局之举。 可以预见,县级融媒体中心作为行政力量主导的新一轮媒介融合的标志性工程,其获得的政策扶持资源也将远远超过之前广电行业的自救力度。 但我们要看到,非常遗憾的是,因为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兴起,中国县级媒体已经错过了依托传统传播形态操作经验的扩散而获得快速发展的历史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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