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人们之所以缅怀介子推，一是崇尚他危难救主的大仁大义，二是感念他“士甘焚死不公侯”的精神。在乱世春秋，常人对高官显达趋之若鹜，而介子推不居功自傲，淡泊名利，累世少见，因此几千年来受到后世景仰。开元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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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二十四日，唐玄宗颁布《许士庶寒食上墓诏》，所涉寒食上墓之礼被吸纳进《大唐开元礼》，进而成为国家礼制。宋代《东京梦华录》记载汴京百姓“俱出郊外，抵暮而归”，轿马如流中可见纸钱纷飞。明清时期，江南人家更发展出“清明前十天不责童仆”的习俗，让祭祖扫墓成为维系家族情感的纽带。
扫墓祭祖的各种仪式、活动的背后，体现了“寻根问祖”“忠孝节义”“报本感恩”和“继志述怀”等多重意义，蕴含着“孝道”理念下人们对祖先的崇敬、对生命的敬畏，崇本尊亲的价值理念和慎终追远的文化精神。
今日清明，人们依然遵循古礼：铲除杂草、供上青团、点燃香烛。广东潮汕的“挂纸”习俗里，压着黄纸的坟头如披新裘；江浙一带的柳枝青翠，恰似杜牧诗中“牧童遥指杏花村”的鲜活意象。随着时代变迁，网络祭扫、鲜花代烛等新形式不断涌现，但血脉里那份“慎终追远”的情怀，依然在春日的细雨中生生不息。
清明带给人们有关死亡的感受并非撕心裂肺之哀恸，它引向的是对万物新生的期望。春雨滋润，阳气回升，正是白昼渐长、抽柳枝、梨花起、新燕归来的时候。生和死是自然循环的一部分，祭拜故人的过程中，人们会更加尊重和珍惜生命。
因此，清明既有扫墓祭祖，也有踏青、拔河、荡秋千、放风筝等迎春游乐活动。祭扫结束后，人们亲近自然，唤醒身体，驱散疲劳，如东晋王羲之《兰亭集序》所描述的“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的文人雅集，还有唐代杜甫诗中“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的仕女集体踏青出游。
踏青开始相对集中于清明期间进行，和唐代寒食清明扫墓习俗的普遍流行密切相关。要扫墓便不能不去墓地，墓地又总被安置在离生活区较远的山野之中，而山野自然是春意显露之地，在一定程度上，踏青可以被视为扫墓活动的伴生物。寒食禁火、吃冷食、祭墓，清明取新火、出游、赏春，两者一阴一阳、一息一生，密切配合，“禁火为了出火，祭亡意在佑生”，这也是后来清明融合寒食的内在文化内涵。
明代刘侗、于奕正在《帝京景物略》中对清明有一段描写：
“三月清明日，男女扫墓，担提尊榼，轿马后挂楮锭，粲粲然满道也。拜者、酹者、哭者、为墓除草添土者，焚楮锭，次以纸钱置坟头。望中无纸钱，则孤坟矣。哭罢，不归也，趋芳树，择园圃，列坐尽醉，有歌者，哭笑无端，哀往而乐回也。”
将扫墓的凄清悲凉和酣醉式的游乐并列而写，令人感慨万千。
“踏青觅良缘”的俗语，道破了春日清明独有的浪漫。少男少女踏青相遇，催生出许多动人爱情，其中最经典的当数崔护“人面桃花”的故事。据《唐诗纪事》载，科考失败的崔护，在清明节独自到长安城南游玩，至一村户，见花木丛萃，寂无人声。他走上前去敲门。过了好久，才有一女子隔着门缝问来人何事。崔护说自己“寻春独行，酒渴求饮”，讨杯水喝。那女子打开门让崔护进来，端水给他喝，自己则倚着桃花，情意绵绵地看着崔护。崔护临行时，女子送到门外，似有恋恋不舍之意。来年清明，崔护追忆往事，情不可遏，又往探视，见门院如故，只是门上了锁。惆怅之余，崔护挥笔在门扉上题诗：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