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一位导演有明确的政治立场，一部电影中有着对某些历史事件、某种社会机制的正负评价，这无可厚非。
像是戈达尔极端激进的《中国姑娘》甚至《东风》这样高度政治化的电影，是以声画错位的布莱希特式的间离方式解构银幕认同幻觉、讨论政治斗争的可能性空间。
《中国姑娘》（1967）
贝托鲁奇的《1900》，涉及到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资本主义等重大的社会-政治系统的历史进程，但影片的落脚点却是人在这些意识形态-历史过程中的抉择，归宿是人。
《1900》（1976）
一部电影，如果最终的落脚点，只是批判或者讴歌了某种意识形态、某种制度、某个社会机构、某类人，不管这种批判或者讴歌具有多种程度的正确性，这依然是一部宣传片。
换一个方式表述，肯·洛奇的立场虽然是非常激烈的左翼批判，但所持的表现方式却是最保守的宣传片美学。
肯·洛奇第一部获得金棕榈的电影《风吹麦浪》已经初露端倪。整部电影就讲了一件事情，大英帝国禽兽一般的统治带给爱尔兰人民的巨大精神创伤，骨肉兄弟相残的悲剧结尾是为最好的明证。
《风吹麦浪》（2006）
《我是布莱克》的预设立场也是极端明确的。影片着力批判了全球化、新自由主义、英国伪善的福利机构，讴歌了英国工人正直、坚毅、果敢、幽默、善良的珍贵品质。批判与讴歌的力度在影片结尾部分达到了最高潮，英国的超高票房正是观众与之共鸣的结果。
肯·洛奇虽然信奉德·西卡，但因为早年剧场出身的缘故，他的剧本远远比德·西卡戏剧化。肯·洛奇对于德·西卡的参考，其实更多的是在于非职业演员的使用，在于强调自然主义的表演方式。
德·西卡式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有些时候不存在以因果链来结构化剧情的状况。行为与行为之间的先后关系，常常只是因为此行为在时间上先于彼行为，而并非此行为导致了彼行为。
《风烛泪》中著名的女仆煮咖啡那场戏，一直被影评人拿来作例子。这场戏特殊之处在于，这是一场没有任何目的性的戏，煮咖啡只是煮咖啡，没有意义、没有隐喻、没有预示，只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已。在肯·洛奇的电影中，不存在这样的戏，他电影中的每场戏都是精心的戏剧化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