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一次，邬霞和同在工厂上班的母亲坐在坐桶上干活，厂里一个男翻译路过，嫌母女挡路，对着她们的坐桶一脚踢过去。“我就气得要命，觉得好像自己低人一等。”
到了晚上，邬霞的怨气仍无法排解，一向喜欢看文学杂志和言情小说的邬霞突然萌生创作的想法。她对母亲说，“台湾的席绢和于晴可以写小说，我为什么不可以？”（编者注：席绢和于晴均为台湾地区言情小说作家。）
从此，她用在流水线工作的所有间隙写作，有时晚上11点多下班，她甚至写到凌晨三四点。写作成了她的情感出口和精神慰藉，也寄予着她改变命运的希望：她想通过写作得到一份类似编辑的“体面”工作。
她想象自己是言情小说中的作者或女主人公。在一本小说的封面上，女作家席绢背着一个单肩包，她便模仿席绢去买了个黑色单肩包。可那时她觉得自己是工人，“出去也不好意思背包，怕别人说又不是坐办公室的背什么包”。
爱美的邬霞常在夜市买20多元的裙子，但平日里她就穿着直筒式的工衣，不敢穿裙子出门，“觉得只有白领才适合穿那些漂亮衣服。”
她把吊带裙藏在床上，等半夜舍友都睡着了，就偷偷穿上，跑到工厂的洗手间。她拿玻璃窗当镜子，对着“镜子”转圈、摆造型。
“互联网之夜”播放了《我的诗篇》中关于邬霞的片段，邬霞的诗《吊带裙》以旁白朗诵和字幕的形式呈现在大屏幕上：
包装车间灯火通明/我手握电熨斗/集聚我所有的手温/我要先把吊带熨平/挂在你肩上不会勒疼你/然后从腰身开始熨起/多么可爱的腰身/可以安放一只白净的手/林荫道上/轻抚一种安静的爱情/最后把裙裾展开/我要把每个皱褶的宽度熨的都相等/让你在湖边/或者草坪上/等待风吹/你也可以奔跑/但/一定要让裙裾飘起来/带着弧度/像花儿一样/而我要下班了/我要洗一洗汗湿的厂服/我已把它折叠好/打了包装/吊带裙/它将被装箱运出车间/走向某个市场/某个时尚的店面/在某个下午或晚上/等待唯一的你/陌生的姑娘/我爱你
向澎湃新闻回忆写这首诗的过程时，邬霞描述了另一个梦境般的场景：在工厂熨烫吊带裙时，水汽袅袅升起，白色的迷雾如同仙境，她想象自己是诗中那位“陌生的姑娘”，穿上吊带裙，腰身被白马王子轻抚。
她常常这样边上班边构思作品，下班后就写下来，“这样会觉得工作的时间过得快一点。”
成年后，邬霞报名一家在某杂志广告页上号称“圆你明星梦”的艺校，从深圳远赴位于大连的艺校学编剧8个月，把当童工4年的积蓄全搭进去，却没得到任何正规培训；从艺校回来，她在父亲陪同下，带着小说手稿来到广州一家出版社，编辑让回去等通知，等来“不宜出版”的信；她去书店抄下所有能看到的文学杂志、出版社的地址以便投寄作品，在一些刊物上零星地发表一些作品……通过写作改变命运的激情被这一系列经历消磨。
她至今记得第一次发表作品是在2001年底，一本大众文学杂志刊登了她的一篇随笔，笔名梦遥。许多年过去，成为编辑、过上“体面”生活依然像个遥远的梦。
2015年6月21日，《我的诗篇》于上海国际电影节获最佳纪录片金爵奖。邬霞回到深圳，想要找一份文职工作。
她再也不想回工厂。
更多人通过纪录电影和媒体报道认识了邬霞，帮她介绍工作，但都因为没有学历失败了。“这一年多找工作，因为没有文凭吃了好大的亏。”
因为影片的影响，邬霞上了央视和凤凰卫视，成名后的邬霞反而看清“写作不可能改变命运”。
“写作是我的精神支柱，上瘾了，成了生命的一部分。”
流动/固化
《我的诗篇》中的其他5位主角——
煤矿工人老井、爆破工人陈年喜、叉车工人乌鸟鸟、充绒工人吉克阿优、富士康流水线工人许立志，
也曾有凭诗歌改变命运的想法。
2014年9月30日下午近两点，许立志在深圳龙华新区一座大厦的17层窗口一跃而下，去世时仅24岁。在此一个月前，许立志拒绝了《我的诗篇》拍摄请求，称自己已经不写诗了。
许立志
得知许立志去世，秦晓宇和吴飞跃去了许立志在深圳那间350元一个月的出租屋，看到许立志写给深圳中心书城的一份自荐信。信中，许立志列举发表在刊物上的作品，并强调自己对书的热爱：“我羡慕所有在书城上班的人，他们可以在书海里畅游，时常能见到来书城做活动的著名作家，获得更好的学习机会。”
2016年11月，在本世纪初就获得多项文学大奖并以“打工诗人”身份闻名的郑小琼，出任广东省作协主办的文学期刊《作品》杂志社副社长。
许立志的房间有郑小琼的诗集。郑小琼曾在深圳的一次诗会上遇到许立志，“他那时很活跃地参加诗会，我看过他的诗。同样年纪的时候，他比我写得好。”但郑小琼“害怕看见年轻人炽热的眼睛，希冀她告诉他们改变命运的方法”，“写‘打工诗’的人数以万计，能如她一样改变命运的，少得可怜。她拿不出能传授他人的方法，更害怕自己的光环会遮蔽掉这真相。”（见张瑞、李骁晋：《流水线上的兵马俑——打工者许立志写作史》，《南方周末》2014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