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世风曾如此（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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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 年 2 月 19 日开始出发。他们一路栉风沐雨，夜宿晓行，沿途采风、写生、访民、参观、宣传抗日， 4 月 28 日到达昆明。这时闻一多教授的胡须已有近尺长，曾昭抡教授满身爬满了虱子……

当闻一多教授见到杨振声教授时，他意味深长地对杨说：“假使这次我真带了棺材，现在就可以送给你了!

1943 年，蒋梦麟写信给胡适说：联大苦撑五载，一切缘轨而行，吾辈自觉不满，而国中青年仍视为学府北辰，盛名之下，难副其实。图书缺乏，生活困苦（物价较战前涨百倍以上），在此情形之下，其退步非人力所可阻止。弟则欲求联大之成功，故不惜牺牲一切，但精神上之不痛快总觉难免，有时不免痛责兄与雪艇兄（王世杰）、孟真（傅斯年）之创联大之议。数月前在渝，孟真责我不管联大大事。我说：“不管者管也，我发恨时很想把你们三人，一人一棍打死。”

黎元洪和袁世凯联姻之后，袁世凯的长子克定、次子克文常常和黎见面，聊天时则以“太亲翁”或者“姻伯”称呼黎。袁克定和袁克文虽然是兄弟，但是性情大为不同，克定阴狠险鸷，克文则洒脱自如，对书画诗词、金石古玩嗜之如命，颇有名士风度。有一次兄弟俩因故起了龌龊，为先发制人，袁克定先跑到袁世凯那里大说克文的不是，袁世凯听了之后，很生气，打算把克文母子赶回彰德老家。袁克文的母亲二姨太听到风声，知道袁世凯言出令从，于是去了黎家见黎元洪的夫人，请她让黎元洪在袁世凯面前求情。等黎元洪见到袁世凯，袁世凯知道黎是来做说客的，先把克文痛骂了一通，借此来打消黎元洪说情的念头。黎元洪听了之后，并不反驳，只是慢慢说道：“总统的家事，我不便干预，只是豹岑（克文字）学问极为淹博，而且话语风趣，才思敏捷，我近来跟他聊天，消除不少寂寞。他要是回了老家，我少了一个极好的谈话对象。我知道如果我想说情留下他来的话总统听不进去。我只好告诉他，回去之后要常常给我写信，以便让我时时受教。”袁世凯听了，知道黎元洪在为袁克文求情，马上卖了个面子给黎元洪：“既然你不愿意让他回老家，那就让他留下吧。”

段祺瑞北洋武备学堂毕业之后留学德国，因为这层关系，小站练兵时，袁世凯以全权委之段。当时段延请通儒，翻译德国的兵书，翻译完了之后即将刊印的时候送给袁世凯看，袁世凯见猎心喜，对段祺瑞说：“中西情形不同，怎么才能让德国兵法真正实用于中国呢？只有大加变化才可以呀！”段祺瑞会意，说：“这件事非老师莫属呀。”袁世凯踌躇地回答说：“我的困难在于不能直接读外文，你的译本，虽然我可以参考，但是我又怎么能掠人之美呢？”段答：“只要做起来对国家有利的事情，就是公事。怎么能够计较个人的虚名呢？”袁世凯这才答应：“好呀，好呀！”随即留下段祺瑞的兵书稿，采其精华，重为编纂，没有多久，书就刊布出来并且风行于世，这就是当时世称的“袁氏兵书”。

二次革命之后，革命党人多亡命欧洲，蔡元培当时携带家眷去了法国，汪精卫夫妇不久也到了那里，两家同住于土鲁斯。土鲁斯是法国南部的一座名城，邻近西班牙。当时蔡、汪两家合租一座房子，相处非常融洽。后来蔡、汪先后回国，房子也归还了主人，这件事情也逐渐淡漠了。民国十四年，有个学生到法国留学，从马赛移居土鲁斯，恰巧租的就是蔡、汪当年租的房子。老房东不知道蔡、汪何许人物，还把当年他们两人的在租房合同上的签名拿给留学生看：“这两个人是我家过去的房客。”留学生看了之后，告诉老房东，两个人现在因为政治主张不同，已经分道扬镳。老房东听了大为叹息，说：“当年他们两家在法国时相处的那么好，今天为什么不念及旧日的情谊呢？”并且对留学生讲了很多当年蔡、汪两家的趣事，最后老房东又问：“汪先生和蔡先生虽然交恶了，但是他们俩的夫人还不至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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