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杨振宁第一次救助邓稼先摆脱死亡，是在1940年的春天。当时，杨振宁已经就读于抗日大后方的云南昆明西南联合大学，邓稼先还留在北平的崇德中学。因为崇德中学是英国人开办的，已经侵占北平的日本鬼子，只得任其继续上课。爱国至上的邓稼先，由于公开反对日伪“北平市政府”强迫学生参加“庆祝日本皇军”的活动，被“日伪”们列入了伺机逮杀的“黑名单”。紧要关头，邓稼先得到了杨振宁从昆明托付同学捎来的亲笔信。信中，杨振宁督促邓稼先尽快离开阴霾四布的北平，到昆明报考西南联合大学，以做抗日救国的长远之计。至于邓稼先具体的上路方案，杨振宁又请捎信的同学给予尽可能的协助。如此这般，邓稼先和大姐邓仲先一起告别了在北平深居简出、洁身自好的父母，及时地踏上了安全奔赴抗日大后方的求学之路。
杨振宁第二次救助邓稼先摆脱死亡，是在1941年的秋天。当时，杨振宁、邓稼先分别是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四年级和一年级的学生。西南联合大学所在的云南昆明，虽然地处抗日的大后方，但仍常遭日本鬼子轰炸机的空袭，所以，学生与市民就常有“跑警报”的生活内容。不过，有时关于敌机来袭的警报并不准确，以至于懈怠了一些人跑避敌机轰炸的防范意识：看起书来常入迷的邓稼先，就是其中之一。有一次，警报拉响了。邓稼先懒得躲避，仍然坐在学校门口附近的露天木凳上看书。杨振宁跑进防空洞，迟迟不见邓稼先的踪影，也就猜了个八九不离十，赶忙出来找他，强行将他拽到了防空洞；仅仅过了半个小时，邓稼先刚刚看书的地方，就被敌机的炸弹炸得尘土横飞。事后，邓稼先还幽默地向杨振宁开玩笑说:“常言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振宁兄堪称在我身边建造‘浮屠’的专门家了。”
光阴荏苒，物换星移。1971年夏天的中国大西北，邓稼先即将被“文革”的“造反派”们“打到在地，再踏上专政之脚”了。已于无奈中做好了死亡准备的邓稼先，还能得到杨振宁的救助么？
事情真是凑巧啊：杨振宁又一次----亦即第三次，救助邓稼先摆脱了死亡。
原来，已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杨振宁，首次应邀从美国回到中国大陆访问的时候，向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表示：迫切想在北京晤见老同学邓稼先。善解人意的周恩来很快同意了，遂派专人赶赴大西北的核武器实验基地，将邓稼先从“造反派”的揪斗现场，接到了北京钓鱼台国宾馆的贵宾席上，与杨振宁重温阔别已久的友谊。
数月之后的1972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任命邓稼先为国家核工业部核武器研究院的副院长。“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邓稼先又升任该院的院长。
1986年7月，已为新中国核事业奋斗了二十八年的“两弹”元勋邓稼先，病逝于北京。当时远在美国的杨振宁，给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发来唁电称：“稼先为人忠诚纯正，是我最尊敬的挚友”。
许鹿希回忆丈夫与杨振宁的友情
1971年邓稼先与杨振宁那次见面是他们分别20多年后的第一次重逢。也就是那一次，许鹿希知道了邓稼先被从监牢放出来是周总理让他接待杨振宁先生。杨振宁先生1971年第一次回到中国时并没有去他们家，而是在友谊宾馆见的面。和杨振宁见了面以后，邓稼先很快恢复了职务回到了基地。
许鹿希说：“1972年杨振宁先生再次回国后，邓稼先接到上级命令回到北京。是因为杨振宁先生的到来，他才能在一年后又回到北京的。杨振宁先生1972年回国那次到我们家来做客了。
许鹿希指着我坐的沙发说：“你坐的这个沙发和你旁边那个沙发，一个是杨振宁坐的，一个是邓稼先坐的，我从1972年一直留到现在，很珍贵。”
那一天，杨振宁先生在房间里环顾四周后发现屋里没有孩子的床铺，问邓稼先：“孩子呢？”站在
一边的许鹿希说，孩子在爷爷家里。
1972年杨振宁先生在邓稼先家里喝水谈天，彼此都有很多话要告诉对方，也有很多的事情要了解。
许鹿希说，这两位科学家在一起聊天的感觉非常好。
我问许鹿希：“什么感觉呢？”
“就是感觉他们对科学的那种执着吧，非常有意思。我问过杨振宁先生，我也问过邓稼先，我说
你
们俩谈话的时候，又默契，又幽默，彼此像是从来没有分开过
。谈话间，杨振宁先生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他的思路非常快。
离开祖国那么多年了，杨先生说的还是北京话，根本没有变化。他北京话说得非常好，因为他是很
小就在北京了。他比邓稼先大两岁，在他面前，邓稼先更多的时候是以倾听的姿态出现的。后来我问过邓稼先‘为什么你们俩在一起的时候总是杨先生说话，你怎么不多说话呢’，邓稼先说‘当然了，杨振宁比我大嘛’。”
许鹿希说，邓稼先不正面回答她的问题，刚开始她还觉得是不是邓稼先出去了这么久不爱说话了，
后来她才慢慢地体会出其中的意味。
--您问邓稼先这问题的时候，他们俩都在一起吗？
“没有，我是随便地问了一下邓稼先。因为他们俩都在一起的时候，我不插话。”
--那您在旁边吗？
“我不在旁边，因为有时候他们说的我不太懂，尤其邓稼先经常问杨振宁一些物理学或者科学上的
问题，问的和说的都比较简单。这个问题现在在国际上做到什么程度了？我们想往什么方向去做，合不合适？杨振宁先生马上就说这个工作在哪个国家哪个研究室，谁谁做到什么程度了，他们遇到什么问题，他们是怎么拐弯的，怎么碰钉子的??因为杨振宁愿意帮助别人，很多实验室的负责人遇到问题，经常给他打电话寻求意见，所以他对世界各国理论物理方面进展的情况非常清楚，甚至比有的科学杂志、物理学杂志上发表的前沿知识都要早得多。这也是邓稼先一问他，他就滔滔不绝的原因。有时候说到俩人都不能够用语言完全表达了，就开始拿笔写了，写几个字就行，因为是公式吧。
杨振宁先生笑着跟邓稼先说‘人家做到这个程度做不下去了，拐弯碰钉子了，你们千万别这么做’。
这是后来杨振宁多次回国对邓稼先最大的帮助。
科学研究工作最要紧的是方向。能这样坦诚地说话
，表明他二人友谊的深厚。
一个才思敏捷 一个忠实厚道
邓稼先和杨振宁真正成为好朋友，是在上了中学以后。他俩先后考进崇德中学，这是一座英国人办
的教会学校。杨振宁早两年进校，他天资聪颖，才思敏捷，是个老师和同学都喜欢的“机灵鬼”。邓稼先也很聪明，但性格较为沉稳，待人忠实厚道，真诚可靠。这两个朋友在一起，互相珍视对方身上的优点，并看做自己性格的补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