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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当劳：代际中心是怎样倾斜的】
从我们今天所讨论的主题来看，改革开放30多年来食品领域的变化不仅表现为，随着GDP的增长，中国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不断降低，花在食品上的钱占其收入的比重越来越小，但餐桌上的食物种类却越来越丰富；而且表现在，在越来越多涌入中国家庭餐桌上的食品的选择中，不仅出现了原先没有的专供孩子们的那些食品，并且原先在食物选择上从来都没有发言权的孩子或年轻一代的话语权也越来越大。也就是说，“代际中心”出现了倾斜：过去在家里决定消费的是父亲或母亲，现在孩子开始成为家庭的中心尤其是家庭消费的中心。
物质生活的丰裕，以及因孩子成为家庭的中心带来的子代决策权的提高，使得这些孩子们在家庭内部消费上开始掌握了前所未有的主动，也使得上世纪90年代前后进入中国的肯德基和麦当劳等快餐店，很快成为年轻一代尤其是孩子们的消费天堂。我在广州有一次访谈的时候，碰到一户很有意思的人家，孩子只有小学五年级，爷爷奶奶带孩子来，爸爸妈妈在银行工作，爷爷奶奶退休以前都是四川农业大学的教授。他们说家里怎么吃、吃什么，经常是孩子说了算，我就问为什么是孩子说了算？他们说道理很简单，孩子看得多。我又问怎么看得多了？他们说，第一，看电视，我们大人看电视一到放广告的时候就是“尿点”，或者是洗碗，小孩子一看电视，满眼放光，尤其是吃的，一个一个仔细看；另外很重要的是，孩子在学校里交换着吃，一吃到好吃的就不吃了，包起来，回来后跟爷爷奶奶说，“爷爷奶奶，给你们吃一个东西”，爷爷奶奶一吃，说，“这个东西好吃，之前没吃过”，“好吃吧，你给我买哦！”由此可见，改革开放后，GDP的不断增长和日常生活的改善，使得包括零食在内的食品的多样性大大改善。与此同时，家庭结构的小型化，以及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使得孩子成了中国家庭的中心。这一变化不仅导致了各种专供儿童的食品大行其道，食品工业几乎成为儿童工业，而且导致了儿童或子女成为家庭消费的中心，饮食的决策权“从长辈转向晚辈”。
与此同时，在代际之间，食品知识像其他知识一样，传承的方向开始发生逆转：从晚辈转向长辈。这种转向的发生，是因为“父代、祖代对儿童食品的了解，特别是对消费主义支配下的食品的某种意义的认知，时常是从孩子那里获得的”。这样一来，通过尝试各种新食品尤其是西式食品，“使得晚辈们将他们的长辈拽入到地方社会和跨国主义交互作用的场景之中”，文化反哺甚至成为年长一代接触外来文化和现代性的常规途径之一。
【手机：去中心化或个人网络的建立】
1978年改革开放后的30年间，各种各样的电子产品涌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以致使人感到眼花缭乱。各种电子产品和耐用消费品在中国的瞬间涌现，自然大大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品质，也造就了一波波与这些器物本身及其所负载的文化的流行。从代际关系的角度来看，上述家用电器或耐用消费品的出现和普及，在中国还直接缔造了现代社会这个电子世界的迥然相异的两极：与这个时代同生，因而能够极其自然娴熟地摆弄各种电器产品的年轻一代；面临各式各样、层出不穷的电子产品时相对“笨拙”的父辈或祖辈。几乎每一种电子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和每一个家庭，都上演过各种不同版本的文化反哺的轻喜剧，这里我们只讨论现在最为普通的沟通工具——手机。
为什么讨论手机？一方面因为手机是除了计算机以外最能够表现代际差异的电子产品，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在手机的普及过程中实现的“去中心化”，充分体现了代际间沟通的主导权是如何从上一代“移动”到下一代手中的。
亲代在手机操作上的“笨拙”直接导致了他们对子女“控制”的失败。我们在研究中不止一次地听到父母们说：“给孩子买什么后悔什么”，电视如此，手机如此，电脑更是如此。父母们的懊恼一方面来自于他们给孩子购买这些电子产品的初衷与后来的实际情况完全不同，另一方面来自于他们面对电子产品时的“笨拙”使得他们对孩子的“离经叛道”无可奈何。不止一户家长告诉我，最初为孩子添置手机的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监控”孩子，知道你什么时候在干什么，也能够随时随地把你叫回来。孩子也是这样说的，说没有手机我没有办法和家里联系啊。但是，真正有了手机以后，情况完全两样。你真的想找他的时候，他关了手机，你问他，他说没电了。并且，因为有了手机，尤其是手机的短信、微信功能，孩子们建构起了一个有效的不受长辈干扰的私人空间。不少父母最初的时候由于不太清楚手机的短信、微信功能，加上孩子的防范意识和由此创造的内部沟通语言，导致他们很难“窥探”和介入孩子在手机中的秘密空间。可以说，在中国，亲代对子代生活的过度“关心”，确实也促进了后者的拇指文化的“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