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这种隔膜导致知识场域的巨大鸿沟，也让我们的生活陷入了不断地纷争。如何解决这种巨大的分裂？
也许每个读书人都有不同的处理方式，我的经验就是读阿伦特。
二
美国学者伊丽莎白·扬-布鲁尔写过一本书叫《阿伦特为什么重要》，这个书名也是我今天这篇小文想要表达的主题。
扬-布鲁尔曾是汉娜·阿伦特的研究生，在阿伦特的指导下完成了学业，在1974年成为了一名哲学博士。她也是阿伦特晚年最亲近的人之一，有这种亲缘和学术传承的关系，扬-布鲁尔后来才完成了阿伦特的传记《汉娜·阿伦特：爱这个世界》（1982），这是研究阿伦特思想的权威传记，简体中文版迄今出了三个版本。对于同一本书的不同译本，我们可以这样解读，在不同的时代，对同一本书的解读是不同，所以我们才需要不同的译本，每一个译本都是崭新的，都是思想向我们这个时代的一次新的敞开。经典是常读常新，译本亦是如此。就如同杨-布鲁尔传记的第二版序言中提到的，阿伦特1975年去世，我们这个时代的读者，生活在移动电话和电子网络的生活之中，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阿伦特生活的那个时代，似乎距离我们这个时代愈加遥远，她也不可能在书中预言到的我们这个时代的各种思潮，如何修订她的故事，让新一代的读者感兴趣呢？杨-布鲁尔提及到她的困惑，说她有时候想修订阿伦特的传记，更好地适应当下和年轻的读者。很明显这个想法是不现实的，阿伦特时代的历史已经终结，我们能做的只能再现她在那个时代的生活，让新一代读者在阅读时候，寻找到一个打开那个时代的入口，进入到她生活的那个世界，并寻找到与我们当下契合的呼应之处。杨-布鲁尔在2006年出版了这本书《阿伦特为什么重要》，从表面上看，这本书是对阿伦特重要的著作进行了一个梳理和指引，其实更大的意义上是想把阿伦特的著作重新解读，并带入我们的时代。所以她才说“我把这本书想象为与她对话”。
在我看来，这正是阿伦特对我们的意义所在。熟悉阿伦特的人都知道，她并不把自己看作是一名哲学家，她的一生也没写过哲学著作——《人的境况》和《精神生活》都不算哲学著作——她从无数前辈哲学家，尤其是自己的老师海德格尔身上发现了一种危险的特质，那就是献身为纯粹的沉思之后，很容易沉迷于哲人王的妄想，妄图为道德立法，为统治者构想乌托邦的蓝图，以此来实现自己的哲学抱负。阿伦特并不追求这种哲人王的抱负，她追求的是这样一种态度：“它们允许和鼓励人们从道德范型中学习成为有德之人，能够为思考、与朋友的亲密交流提供必要的保护。因为询问自己——如果做了这件事，我能否心安——这一道德问题会反过来引导他们保护政治领域。”（《爱这个世界》）她身边的这种楷模有自己的老师雅斯贝尔斯、自己的丈夫海因里希·布吕赫、还有很多流亡到美国之后结交的像玛丽·麦卡锡这样的知识分子友人，以及在《黑暗时代的人们》中写到的很多人物。因为这些楷模的存在，就算生活在一个黑暗的时代，我们也有权期待一种启明，这些人物无论出自什么情形之下都会用自己的生命和著作来点燃光亮。正如我们阅读阿伦特一样，在一个晦暗不明，信仰缺失，真理隐遁的时代里，她的著作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启明。
三
阿伦特最著名的概念概念有两个。事实上，在二十世纪，如果遴选那些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概念，阿伦特的“极权主义”与“平庸的恶”这两个概念一定入选。前者虽然并非阿伦特首创，但是经过阿伦特的书写，这个概念更加地深入人心，它代表的是极端之恶，与阿伦特的提出的“平庸的恶”是不可分割的。我们无法撇开其中一个，去谈论另外一个。1963年10月，在写给玛丽·麦卡锡的一封信中，阿伦特说：“我关于艾希曼的平凡性的‘基本概念’，与其说是一个概念，不如说是对现象的忠实描述。我肯定，从这个现象可以得出很多结论，而最有概括力的就是我说的‘平庸的恶’。我也许会再讨论这个话题，那时候我要写一写恶的性质。”（《朋友之间：汉娜·阿伦特、玛丽·麦卡锡书信集》）她所说的写恶的性质的文章即《真理与政治》，后收录于《在过去与未来之间》。
今年，中文版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出版之后，“平庸的恶”这个词汇重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激发的争论，久久不散。我还经常见到很多学人批评阿伦特制造的概念，混淆视听，有替罪犯开脱的嫌疑。遇到这样的说法，我只能说，这种无理取闹的误读已经完全背离了阿伦特的思想初衷。“平庸的恶”的概念无论对阿伦特本人，还是那些影响到的大众都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这个概念的重要性与它的争议性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不可分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