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在范雨素之前，一个曾经被记住却没有红起来的，是2014年自杀的深圳富士康工人许立志。他留下最后一首诗歌，然后从富士康宿舍楼顶跳下。当然，人们记得更多的是28年前的海子。许立志的身后，2015年，广东和北京的一些劳工NGO组织了话剧表演，纪念这位工人诗人。我也有幸观看了其中一场演出，聆听了许的遗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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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我弥留之际》，作者许立志
只是，确实，更多的人，不如许立志，更不如范雨素，他们在一天的疲惫工作后只能躺在床上或者蹲在地上玩一会儿手机算作休息，实在难以像许立志那样写点什么，或者像范雨素那样到皮村打工学校里上课，上一个文学创作讲习班。例如，人民大学的一个志愿社团，“新光平民发展协会”，招募学生志愿者为后勤工友做夜校补习，最近关闭了。关闭的原因，不是行政干预或者志愿者方面，而是因为后勤工友们太累了，难以坚持在忙完厨房工作后坚持上课，生源流失殆尽不得不最终停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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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新光平民发展协会”的报道
但是，对人大后勤工友们，他们的困难一方面在于克服劳动疲劳，另一方面却困惑于上夜校能否帮助增加工资。类似的情形也同样存在富士康工人当中：他们既为高强度的单调劳动所困，又难以摆脱资方的加班奖励陷阱，而成为跑轮上的仓鼠，或者滚动巨石的西西弗。能够勇敢地跳出来的并不多，许立志的诗歌是一个勇敢的尝试，却最终也没逃脱其他工友的自杀命运。
相比之下，成立于2002年的皮村“工友之家”，便为这些孤独的新工人群体创作了一个集体空间，通过戏剧表演、文学创作、夜校、打工子弟学校等形式对城市的农民工进行集体的自我教育，俨然完成了阶级意识的觉醒和塑造，如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研究里对19世纪上半叶英国工人读书会的描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