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基于本书提供的历史细节和相关文献，我将美国制药业百年史分为四个阶段。在每个时期内，大部分美国制药公司都会围绕一类药物（专利药、抗生素、重组基因和精神类药物）开展研究并与监管部门进行博弈，而这些从实验室“诞生”的药片给当时的社会甚至全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在结论部分，我将在制药业放置医疗化（medicalization）脉络下，讨论该书在论述中的一些欠缺。
美国制药行业兴起于殖民地时期，并在内战时期实现第一次繁荣发展。在十九世纪中叶，为了“满足作战部队对抗菌剂和镇痛药空前大的需求”
（第8页）
，吗啡、可卡因、鸦片酊与乙醚与乙醇的混合物凭借其令人镇静或兴奋的功效占据了药片市场。众多制药公司借此契机推出了各种药品，例如“默克公司吹嘘粉状吗啡的纯度，其最受欢迎的产品之一是含有鸦片成分的止咳糖。施贵宝和辉瑞销售了十几种不同的鸦片酊”
（11页）
。
由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美国政府并没有颁布全国通用的医疗执照
（Paul Starr,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Medicine
, Basic Books, 1984）
，美国医学会尚处于初期发展阶段
（Owen Whooley,
Knowledge in the Time of Cholera: The Struggle over American Medicin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3）
，任何人只要懂得用药，便可称自己为“医生”。制药行业的加入更是加重了医疗领域的混乱程度。默克、施贵宝、辉瑞等制药公司开始鼓吹自己生产的“神药”具有其他药品难以媲美的功效，并且将其药品视作自己独有的专利。在二十世纪初，美国政府虽然开始进行知识产权保护，但并没有规定药品必须证实自身的功效。由此，制药公司“利用知识产权法来保护药物名称、药瓶形状甚至标签设计，同时，他们都对处方秘而不宣”
（11页）
。这种“技术黑箱”使患者维权陷入困境——制药公司总能将副作用归咎于个体差异。
“专利药时代”给当时的美国社会带来了巨大负面影响，由此吸引了美国政府的注意。在1906年，美国政府颁布《纯净食品和药品法》（
Pure Food and Drugs Act
），规定药品标签必须准确反映其成分
（James Harvey Young,
The Toadstool Millionaires: A Social History of Patent Medicines in America before Federal Regulation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1）
，以此限制日渐猖獗的制药行业。然而，这一举措未能遏制行业乱象。据作者所言，一种鼓吹能保持健康的神药“在标签上列出了可卡因，但没有修改这种未经证实的药品的疗效”
（23页
）
。换言之，这些公司尝试让公众得出如下结论：有成分标签意味着药品不危险。
直到1914年《哈里森麻醉药品税法》（
Harrison Narcotics Tax Act
）和1919年《美国宪法第十八修正案》（
Eighteenth Amendment to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明确管控专利药的核心成分——麻醉药品和酒精后，专利药的时代才正式落幕。
抗生素时代：道德与盈利的平衡
在作者以讽刺口吻介绍专利药的血腥历史之后，围绕抗生素的描绘则略显温和。青霉素在美国的兴起充满了偶然因素。牛津大学的研究团队最先发现了这一要素，但当时“英国已经与纳粹德国交战近两年了”
（33页）
，政府无法提供更多资金来支持其研究。科研人员便赴美寻求制药公司的资金支持。然而，出于盈利的考虑，“没有一家制药公司愿意将主要资源投入一种实验性药物上”
（3
7页）
。令人意外的是，此时的美国政府一反常态，宣布青霉素生产是国家安全的核心，并且鼓励制药公司开展研究，宣称其研发不受反垄断法的约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