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克勤︱1959年中华上编校对科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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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付型的书，在校对过程中发现原稿中遗留的问题提出疑问或意见，经编辑同意采用的大大小小有两千余条（属于字迹模糊、简异体字的统一、明显的笔误及一般版式上的问题，均由该科自行解决。不在此列），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出书的质量。

不但在校对质量上有跃进，在校对字数也有显著的成绩。全年共计校对了版面九千四百零九万字。其中上半年由于任务不足，校对量较少。下半年完成数为五千三百六十七万字，平均每人每月约五十六万字，比大跃进的1958年下半年还略有增加。对于全所及总公司出版计划的完成做了密切的配合。

在对于校对质量的要求方面，过去校对科大部分同志认为忠于原稿、消灭排版上的差错是校对工作的唯一职责和质量要求；发现原稿上遗留的问题只不过是附带的事。1959年4月，通过大抓质量的辩论，同志们树立起校对工作的“三负责”思想，认为校对工作应该是编辑工作的延续，应该有对读者、作者和编辑三方面服务的责任感，尤其是对读者。基于这种思想，大家认为校对工作只对原稿负责就不够了。原稿上或多或少地遗留些问题是经常有的。因此，结合提高出书质量的措施的制订，确定校对工作的职责范围和质量要求是：除了对原稿负责消灭排版上的差错之外，还要注意发现原稿上遗留的问题提交编辑处理——这也是"两条腿走路”。确定了这个“两条腿走路”的质量要求之后，校对科同志对原稿的“质疑”更主动了。例如在三校《中国文学史》（中册）时，发现论明初的传奇部分里掺有论元代杂剧的文章，仔细研究检查了一下，原来是原稿的总页码打错，把原属于第九章第一节约五千字的一大段文章误接在第十一章之后了。三校《中国文学史》（下册）时，尽管任务是那么紧张（要在六天里校完三十七万字），仍然不厌其烦地查对了重要的引文，并抽查了许多可疑的一般引文，纠正了错误达数十处。校《李开先集》（八十万字）时，发现原稿疑问较多，向编辑借来原书作参考，结果发现原稿抄错达五百余处，其中有七十余处是在编辑把校样看定后发现的。校《全唐文纪事》时，到图书馆去把原书借来查对了，各校提出疑问和意见七百余条，经编辑同意采用五百余条。

校对科的同志有一种“硬碰硬”的精神，那就是：要完成任务得逐字逐句地看文章，要用这种“硬碰硬”的方法把校样里的错误一个一个地“碰”出来，把它们消灭掉，一点也偷懒不得。一个钟点就是“硬碰硬”的几千字。因此他们非常珍惜时间，可以说是“分秒必争”的。他们千方百计地扩大生产时间，采取的办法是：提高会议质量，精简会议时间；时间上不受限制的会议，安排在下午开（因为上午精神较好，工作效率较高）；有些可以利用业余时间召开的小型会议在业余召开；用书面公布代替会议传达，让同志们利用休息时间去看。经过这一系列的措施，全科在第四季度用在直接和间接校对上的工时由过去的50%左右提高到70%以上。以该季度完成的工作量来推算，等于多校对了约八百万字。他们不但在工作时间里如此抓紧，业余时间也经常利用。有些同志几乎经常把校件带回家去在晚上和假日里干。

校对科在1959年第二季度陆续地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工作制度，对于工作确实起了推动作用。例如：校对操作程序和各校分工的确立，给校样的运行确定了一条正常的轨道，规定了三校一读的基本原则，明确了各校的重点，设立了必要的关卡等等，对于恢复科内工作秩序和保证成品的校对质量起了一定的作用。建立责任校对制，每种书设立一个责任校对员，在整个校对过程中比较全面地关心所负责的书，担任一次精校之外，并对校样进行几次必要的检查；在全部校对完毕后，还负责对每本书的校对工作做小结。这个制度发挥了生产上的组织作用，对于保证质量、培养干部和加强团结都有一定作用。建立质量检查制度。后校检查前校的出错随时填单，校毕后交前校阅洽，并按周将出错率公布。有些同志根据自己的出错情况研究了出错的原因，针对原因采取了措施，从而使出错率不断降低。建立作业计划制度。在每月开始前将每种书的各校人员和进度作出大致的安排，使同志们对于月内需要担任的工作心中有数，并各自根据工作效率的高低订出当月计划完成的数量指标，综合成为科的指标：还配合出书订出月度付型计划。关于指标的完成情况，按周按月根据个人工作日报表进行检查统计，及时公布。这个制度执行以来.同志们大都能够鼓足干劲、千方百计地争取完成和超额完成指标，有的同志不但关心自己指标的完成，还经常关心科的计划指标的完成，形成了有节奏的生产，对于出版计划的完成起了保证作用。

古籍书大部分用繁体字排版，有不少冷僻字、古体字、异体字等。一部几十万字的书中经常有上千个异体字，有些字在常用字典里都找不到，因此刻字多，校样里空铅多。而且版式复杂，大多数的书是直排，里面有夹注、段末注、面末注、篇末注、眉批等。所以做古籍书的校对工作也不容易，没有一定的古汉语水平就不能理解文义，有些特别艰深的连具有一般古汉语水平也不能理解。在关于“质量第一”的大辩论中，校对科同志明确了政治挂帅之外，业务水平的提高是保证质量的重要关键。于是，大家努力学习，不断提高业务水平。他们抓住古汉语作为主要学习内容，得到了所领导和编辑部的大力支持，解决了师资问题。每逢周三的学习时间，全科不分老弱都来听课，听课时聚精会神。同志们的学习热情很高，每人都买了一部厚厚的《古文观止》学习。古汉语之外，还学习了一些校对业务知识，自行编印了歧字统一表、通此不通彼的繁简字辨别表等。还特别强调了从业务中学习和从错误中学习的办法。从后校给前校填的出错单中，可以研究出错的原因、规律。每本书结束后，都做单一小结，近似“现场会议”。由责任校对负责，与各校碰头，把校对过程中发生的问题，进行研究总结，得出经验教训，有代表意义的并组织全科讨论学习。不少同志经常字典不离手。在校对科，结合着工作的相互请教与帮助已经成为一种日常现象。每人校对数质量的公布，也使科内形成一种比、学、赶、帮的气氛。

同时，校对科也大大加强了内外协作。与编辑部的联系有显著改善。校对把发现原稿上的问题、提出改进意见看作是自己不可推诿的重要职责，主动与编辑联系，有的同志对于一些比较复杂的问题甚至拿着校样和编辑一起研究。与排版厂的协作也大有改进。校对科同志去工厂与排字工人座谈，从而体会到在校样上改动得清楚能够给他们减少不少麻烦，因此常能替他们着想。例如统版较多的校样，想办法少统些。有的书为统一字体，减少刻字，随原稿附有歧字统一表；协助工厂检查厂校质量；当工厂任务紧张时有些书的校样不通过毛校就送来，也能予以体谅。凡此，得到了工厂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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