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其实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分成几个梯队的，第一次改革开放是1978年，第二次助推是像火箭助推一样，再次打破就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第三次改革的助推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
现在我们期待第四次的助推，特朗普也帮着中国进行更大力度的第四次的改革，这是后话。
正是因为有了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讲话，使沉闷封闭的中国重新获得了活力。很多东西重新去看，都是从92、93年出发诞生的。《东方时空》舆论监督的出现，就是在邓小平南方讲话的背景下，我有幸赶上了第一班车，因此第一次出就来到了深圳和海南。
我印象很深的是到深圳，强烈的感受到了物质开始成为一种巨大的吸引力。因为到了深圳，觉得要去中英街看一看，但是所有的这些细节当中，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1993年5月来了深圳之后，所有的人都在告诉我们，深圳开了中国第一家佐丹奴，于是我们剧组的很多人都跑到了这家店，兴奋得不得了，一人买了N件。隔了几个月，我获得《东方时空》的第一届最佳主持人，穿的就是佐丹奴的衣服领的奖。25年过去，大家知道，它兄弟一样的品牌，我不说具体名字，也三个字，已经几乎要宣布倒闭退市。
为什么回忆这个小细节感慨颇深呢？那是中国相对廉价的品牌物质时代开始。在这样的品牌之前，你可能也知道一些大品牌，比如说皮尔卡丹、金利来，但是那时候对于我们这群20多岁的人来说，有点太高端了，以佐丹奴、真维斯等等所代表的这些，成为中国物质消费时代开始有廉价一点品牌的开始。
之前是没有品牌意识的，大家买只是叫买件衣服，买条裤子，但是到那个时候，到了深圳，93年我们受到了强大的刺激，有品牌的穿上觉得特有面子，我觉得身高从179变成了183，当然这是一个幻觉。
没几年这个时代就被抛离了，但是请注意，
深圳的改革相当重要的一点是给了人们机会的梦，物质的梦，因为蛇口的那个标语“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在社会主义中国居然出现了把“金钱”直接成为标语的一个时代，这几乎让所有人感到惊呆了，原来我们是可以大庭广众，正大光明的面对“金钱”二字，所以我
第一次来到深圳，感受到了一个人们和物质之间的关系，谁也躲不开。
三、再临深圳，“一个人对了，一群人就都对了”
我第二次来深圳是什么时候呢？这可能要重点阐述一下，我相信也是机缘巧合。
1997年2月19日我在广州，大约凌晨六点，当时我们正在拍摄广东足球，因为过去广东足球和辽宁足球是中国最牛的两股力量，但是改革开放很多年之后，广东足球似乎有点走下坡路，当时我们来拍广东足球。
我们的编导叫刘春，当时我们都在央视，早晨六点他把我晃醒，我懵懵懂懂的，他说，小平去世了。
作为新闻人的职业敏感，第一个反应赶紧跳起来穿衣服就冲出去，看看有没有报纸卖，果真已经有很多报纸卖，都是头版。
我第一反应是坏了，今天早上约的采访还能正常进行吗？因为我的脑袋中有一个闪回，毛主席去世的那天，那天下午大喇叭通知，今天下午三点有重要的广播请注意收听，我们都人心惶惶觉得不太对。
后来说主席去世了，我当时只是念小学，我们全班的人都要趴在哭，一边哭还要斜着眼睛看其他小孩有没有不哭。但是“舵手”走了，“船”将驶向何方？
所以我的第一反应是，还能如期正常进行吗？结果打电话说，人家没问题，都可以正常采访。结果正常上午采访之后，我跟刘春做了决定，私下里去深圳。跟工作没有任何关系，我们俩就赶到了深圳，为什么？
到了深圳之后，我们就到了深南大道京都（音译）饭店，我们买了鲜花去给邓小平画像献花，拉走的花一辆接一辆。请注意，这是完全自发的一种行为，因为
那一天我的自觉、情感告诉我，没有邓小平就没有我们自身命运的改变。
我们家的命运就因为我跟我哥这两个大学生被彻底改变，因此发自内心的，我在北京连一个人都不认识，最后一路分到中央广播电视台，最后到电视台，因为我的工作，没有给别人送过一分钱礼，所以有的时候要去相信一些东西。
所以那天给邓小平献花，后来我们又跑去植物园给邓小平种的树又献花，然后恋恋不舍终止采访回北京，因为我们俩都说要去为邓小平送行，因为在我的记忆中，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送行是1976年总理去世十里长街，老百姓为他送行。
结果，我赶上了为邓小平送行，是长安街的延长线，在永定路的街口，我一直站在路边目送邓小平的灵车到八宝山。为什么这么做？
有一个感慨非常深，
一个人对了，一群人就都对了。
四、40年前，邓小平做对了什么？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你必须得感慨这句话。一个人对了，一群人都对了。我们不管当时有没有出生，何尝不是这一群人当中的一员呢？因此感恩之心到今天，我觉得都是饱满的。接下来就要去面对这样一个问题，
邓小平到底做对了哪些事情？
这是我觉得在纪念改革开放40年的时候，我们格外要关注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