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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水平”是指医生薪酬标准要明显高于社会平均工资水平，从OECD国家统计结果看，医生薪酬水平约为社会平均工资的2.5—4倍。医生薪酬高水平，既与其专业知识技能培养的长周期相关，也与其服务的高技术难度、高职业风险、高社会责任相关，同时也是满足医生物质与安全需要、涵养医德的一项制度安排。
“不挂钩”是指医生的收入不得与医生用药、治疗、检查的收入挂钩。一旦与医药收入挂钩，医生就会利用其专业优势、信息优势向患者提供不必要的用药、检查、治疗服务以谋取经济利益，就会刺激医药费用不合理上涨，影响医疗安全质量，影响医患信任，就会导致医生之间、医疗机构之间的过度竞争，产生大医院的“虹吸效应”“黑洞效应”，破坏医疗机构之间的分工合作机制，破坏分级诊疗秩序。
“透明化”是指公立医院医生的薪酬水平是事先确定的、公开透明的。透明化可以展示一个国家与地区对于生命健康和医生这个职业的重视，也便于监督管理。
在“高水平、不挂钩、透明化”的医生薪酬制度下，医生可以严格按照医学目的、遵循医学规范行医，真正做到因病施治、合理检查、合理治疗、合理用药，可以大大降低医疗服务的制度性成本，控制医药费用的不合理上涨，从而减轻基本医疗保险和病人的费用负担。在我国，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筹资超过80%来自于政府财政补助，同时政府对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有兜底的责任，因此降低基本医疗保险费用负担，相当于间接减轻了财政负担。
“高水平、不挂钩、透明化”的医生薪酬制度可以控制医药费用过快上涨的典型例子是香港。
香港公立医院的医生薪酬水平很高，顾问医生的月薪在30万港币以上，其人员费用占公立医院支出的75%以上（我国内地不到30%）
。2014年香港卫生总费用仅占GDP的5.7%（我国内地2015年为6%），其中公共支出约占一半左右，即3%左右，就基本上满足了全社会对公立医院服务的需求，提供了全香港90%以上的住院服务。
我国内地公立医院支出结构中，人员费用不足30%，药品、耗材支出达到60%—70%左右，有相当部分的卫生资金，经由公立医院流入药品、耗材以及大型医用设备生产、销售企业中。这其中，有相当比例的药品、耗材和大型设备检查是不必要的，这导致了巨大的资源浪费。
记者：怎么确立医生的薪酬标准？
钟东波：
按照国际上通常的做法，医生薪酬水平可以通过市场薪酬趋势调查来合理确定。
具体而言，对于公立医院某一专科、一定年资医生的薪酬水平，可以通过调查一定数量（比如前30名或100名）非公立医院同一专科、同一年资医生的薪酬水平，然后按照一定的百分位数来确定。
比如，香港公立医院医生薪酬水平基本上相当于市场水平的75分位左右。
按照这种方式确定的公立医院医生薪酬水平，既不是最高的，也不是最低的，而是处于中上水平。如果医生追求更高经济收入，可以离开公立医院到非公立医院工作，实际上过于追求高收入水平的医生，也不是公立医院所欢迎的医生（公立医院很强调“按价值观选人”）。如果医生追求为公众服务、为医学献身，则公立医院可以提供比较体面而稳定的收入，并拥有良好的社会地位与社会尊重。
由于医生的专科分类很多，在实际操作中，可以不必对每个专科、每一年资的医生薪酬水平都进行调查，而是按照医生共同体认可的比值关系，与确定为基准的某一专科、某一年资的医生的薪酬水平建立比价关系来合理确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