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徐冰：“当代艺术其实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了不起，它有很多问题”

徐冰 ：差不多7年。回国后我们最早在酒厂那儿，后来因为不够地方，就搬到了香颂。我不太喜欢那种太远、在路上耗费时间的工作室。

徐冰 ：是的，但不是过去那件作品。我们想重新做一下《大轮子》，但一直没有弄，因为这个轮胎太大了。

徐冰 ：要说起来，并不是“85新潮”本身给我或者给其他艺术家的一个改变，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中国整体开放的背景，这才是最真实的根源。当然对我来说最具体的还是80年代初期的“文化热”，以及我特殊的个人背景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文化热”这个现象在我作品和思维上有很多反映。美术学院当时各种各样的讲座我几乎都去，而且做很多笔记，因为那时候信息很少，我也挺愿意跟这一类的事情接触，包括“星星美展”、“四月影会”，北大的三角地、“民主墙”、小剧场，这些我都参加。但我并不是参与进去，我只是到场、旁观。参与多了以后，你会发现和过去你对文化的期待有出入，最后会觉得自己丢失了很多东西，以前清楚的现在不清楚了。

徐冰 ：《大轮子》确实是当时在实验，在对当代艺术向往的语境下做的。它其实是版画，我们四个人用轮子印了一个长长的像彩虹似的痕迹。我当时的概念是，这个轮子可以印一张永远没有边的版画，只要不断地给它油墨，它就可以不断滚动，一张无限长的作品。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一次实验。

徐冰 ：对。但是你不能说“大轮子”的思考就少，“天书”的思考就多。我们一般比较容易从艺术的外在样式来看作品。其实“天书”也和版画的实验有很大关系，它把版子打碎了，活版印刷了。我觉得版画的最大特点是复数性，它可以不断地印刷。就像你们《三联生活周刊》那么有能量，就是因为你们有复数性，不断地印刷、拷贝，然后发散到各地。也是因为“文化热”的关系，我当时很想做一本自己的书，表达我对文化的讨论、对阅读的感受，所以才有“天书”。而且我也比较希望离特别热热闹闹的环境能有一定距离，所以我就把自己关起来做这个事。做的时候觉得挺踏实的，每天有一个实实在在的进展。

徐冰 ：布朗克斯是纽约的一个区，算是黑人比较多的地区。当时布朗克斯美术馆有一个策展人叫Lydia Yee，她是华裔，在美国长大，不会说中文。她最早在纽约的新当代艺术博物馆（New Museum）工作——一个很前卫、很有实验性的美术馆。当时我跟这家博物馆有非常多的接触，她是那里的艺术顾问之类，对我的作品非常了解。她说要在布朗克斯为我安排个展，虽然博物馆本身不是那么重要，但作为在纽约的个展，对我来说还是很重要的。那次有几件作品都是刚去美国头几年做的，比较小型，带有一定装置性和观念性。但是回过头来看我发现，这些作品手法都不一样，但都和文化冲突有关系，和我自己个人的处境也有关系。这就让我明白了一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