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那时,我拿到了一篇已经修改了N遍的论文的第N+1次修改意见。一遍遍读着这一长串修改意见,我心中充满烦躁,不知道做这些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不禁问自己:如果你今后的所有论文都要像这样,花95%甚至是99%的时间,完善这剩下的1%到5%的细节,你还愿意继续做学术吗?
我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于是,我跟吴桐说,你们这里有什么好玩的项目?我来干。老子不做学术了。
就这样,我来到数联铭品,看看他们到底在做些什么好玩的事情。而我看到的第一个项目,说来也巧,正是「新经济指数」。
新经济指数是什么?
「新经济指数」这个概念,来源于我的另一名同事,数联铭品的管理合伙人之一陈东。在我到来之前,这个项目就打算要与财新智库合作了,并且草案已经完成。
陈东原本是一名调查记者,但他也是一个对新概念非常敏感的人。他向我描述了「新经济指数」的图景,大概包括哪些范围。最后,陈东强调,这一定是一个用到了大数据的指数。
我很快发现,这是一个非常棒的想法,而且非常重要——不仅是对于数联铭品这家公司,更是对于中国的重要性。主要有两点。
第一,就像在这篇专栏中我一开始提到的,由于禀赋变化,中国需要新的生产逻辑。在新禀赋下,资本回报迅速降低——持有资本不再那么划算;劳动力萎缩,可是新进入劳动力市场人口的人均教育年限平均每年上升0.13年,这意味着更多雇佣高技能劳动力的企业将在要素投入价格上获得优势。
分析到这里,新经济的生产逻辑也就顺理成章了——
以高技能劳动力作为主要投入要素,相对轻资产
——这属于新经济的最本质标准,没有迅速降低的行业增速和产业政策的方向也是甄选「新经济」的标准之一。
第二,量化变革中的中国的指数,需要使用大数据。
道理很简单。就以我们耳熟能详的采购经理人指数PMI来举例。我们知道,PMI与股市高度相关,看到PMI的变动,有经验的分析人员往往可以提前预判政府的刺激政策或者紧缩政策。可是,当一个普通人看到《2016年2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0%》或是《2016年2月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2.7%》这样的新闻时,有没有思考过,这个数字背后代表了什么?又会有什么问题?
1,PMI这个数字来自3000-4000家固定样本框中的企业。但是,在国家的经济禀赋发生根本变化时,固定样本框对我们了解真实情况会有阻碍作用。想象一下,如果一个传统行业普遍衰退,新企业快速生长,出现了「创造性破坏」,而固定样本框调查始终只统计了增速下降的传统部门,无法囊括快速成长的新增企业,又如何用来评价整个中国的发展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