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我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想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看这个世界，用自己的头脑得出结论。”
“为什么不把赚来的钱留下来给自己养老用呢？”我问。
“我是医生出身，以现在的医学水平，有基本的医疗费用后，能治好就治好了。治不好，花多少钱也治不好。治不好就死吧（笑）。人的衰老和死亡并没有那么可怕，我想我可从容赴死。
在死亡降临之前，我的积蓄够盘缠的了，就出去走走，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趁手脚还灵便，思维还敏捷，目光还可眺望远方，双手还可以记录下自己的所见所闻，能去感受不同的风土人情，看看我们的这个世界。”
有趣的是，在旅行这件事上，你看到的不仅是一个有点儿“离经叛道”的毕淑敏，还有一个兼具文艺与理性的毕淑敏。
旅途中，她一定要带的除了书，就是药品。一个人独处或夜深人静难以入眠时，她的身份是作家，喜欢翻翻书、写写字；但在人群中，她是医生，旅途中倘若有谁不舒服，都会找她，而她也早已习惯背上常用药品，以备他人之需。
药背多了不嫌重，但个人物品一定要轻便再轻便。
举个例子，牙膏，从来不带一整管的。“因为带一管很重，又用不完，比如出去15天，一天刷两次，那么就需要30小段能挤出来的。偶尔会多刷几次呀，那就再多个三五段，我会带够挤出35段的牙膏。
我在家中一管牙膏用到大致还能用20次、35次的时候，便会把它收藏起来。当然时间久了还是会倒换一下拿出来用，把新的再储存起来。也许有人说有小管的牙膏可买，但它基本上只管几天，而且有规定量的，和我的出行需求不一定吻合。多了浪费，少了不够用啊。”
我和同事在一旁听得瞠目结舌，果然是标准的理科生思维啊，太疯狂了。
1987年，35岁的毕淑敏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告别自己从事了近20年的医学工作，全身心投入写作事业。
收起白大褂的那一刻，她的眼泪掉了下来，她在心里安慰自己：“等我写完我心里的话，再回来当医生。”
她舍不得这个职业。
但儿时的她，并不期望自己做一个医生。“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做医生每天都要看愁眉苦脸的人。当然产科略有不同，小朋友出生的时候大家都会有笑容。而其他科室所见到的人，基本上都是比较痛苦的表情。更不要说亲人逝去，哀声一片。”
可命运常常不给人选择的机会。
十六岁那年，毕淑敏被派到西藏阿里当兵，对于花季少女的她来说，就像是掉入了冰雪季。险峻的高山、稀薄的氧气、极端严寒的天气，她无法想象，这世界上居然有如此遥远、荒凉、不适宜生存的地方。
她害怕了。准确地说，她陡生出被震慑甚至几近被粉碎的恐惧感。
她也沮丧、痛苦，不明白为何命运如此不公。她读的是外语学校，原本是预备做外交官的，而现在被抛入冰天雪地中。远离亲人、朋友，半年以上的时间大雪封山，连封家书都收不到。
绝望中，她能想到逃脱苦难的唯一办法就是结束生命。在日复一日的跋山涉水中，盘旋在她脑中的念头只有“怎样自杀”，她一路寻觅自杀的绝佳场所。
一天，天时地利，她做好了摔死的准备。但后面的战友脚步跟得很紧，如果她假装失手落崖坠下，一定会连带战友同摔。一闪念之间，她放弃了。
兜兜转转几回，她没死成。反而在这座“魔鬼训练营”中生出了钢铁般的意志以及乐观豁达的心态。对于死亡，她从此变得淡然。
后来，她从卫生员变为助理军医、军医。十几年后离开西藏，回到北京一家工厂，成为卫生所所长。
部队的历练，生死的考验，让她有满腹的话语要对这个世界叙说。于是她开始了写作，这也是顺其自然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采访毕淑敏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问题到了她那里都变得特别简单，想做就做，没有太多的纠结和彷徨。也因为足够简单，所以常常显得很酷。
比如，五十多岁的时候，她攒够了旅行的费用，于是满世界闯荡，旅行回来，埋头写稿，努力赚钱，有了钱，继续“挥霍”。“我去北极点，已经是船上最老的女人了。但也因此我越发地坚定，要抓紧时间去一些遥远的地方，不然的话，终会有心有余而力不足的那天。”
比如，46岁那年，她跑去攻读北师大心理学硕士，成了班上年纪最大的学生。
去食堂点饭的时候，常常有同学提醒她：老师，这个队伍是学生的，那边有专门给老师开的。她笑着回答：对不起，我就是个学生。
常常有人觉得，做这个决定，她一定是深思熟虑过的，也替她找过无数的理由，譬如学心理学有助于写作。但真实情况是——决定源于与朋友的一句闲聊。
朋友告诉她，有个香港中文大学的教授来北师大带心理学硕士了，老师学问很好。对方随口一句话，她倒来了兴趣，问：“如果我去报名学习，你估计她会收我吗？”
“人生有很多难以意料的事情，由着自己的热爱去做，在这个过程中发现自己真正感兴趣的部分，就会让人生多很多快乐，也会觉得很有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