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较为详细叙述了弢翁1960年春再访上图后的事。弢翁此次参访，鉴赏了馆藏数种善本，返津后向上图赠送了六种古籍，其中即有宋嘉定建宁郡斋刻《西汉会要》残本
（参见梁颖《记周叔弢先生与上海图书馆的一段因缘》，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编《历史文献》第16辑，562-568页）
。
此事经由，为弢翁1960年4月18日往上海，随北京、天津两市代表团检查上海市卫生，4月27日，返京前一天，抽暇到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图书馆参访，见到上图藏残宋本《西汉会要》，想及自己藏的一册装池正同，似为式样相同、相衔接的同一版。弢翁于4月28日返京回津，5月上图特藏部潘景郑先生起草公函，经先师修改后径寄弢翁。此函请求借摄弢翁所藏残本《西汉会要》的胶卷，云：“叔弢市长：台驾沪，获承指教为幸，顷承惠赠珍椠六种，祗领感谢！谨为妥为庋藏，永志嘉贶。承示尊藏宋本《西汉会要》与我馆残本式样相同，可能一书离散已久，闻之殊为响往，便中能否借摄胶卷一份，藉为延津之合，无任企盼，倘蒙慨允，何幸如之？”
（同上，563页）
据先师1960年8月9日日记：“周叔弢来信，宋椠《西汉会要》已检得，存四十三至四十五。我馆原四十六至四十九，适相衔接。现在其子珏良处，允相赠。去函乞之。”
（参见李军、师元光整理《顾廷龙日记》，607页）
《顾廷龙全集·书信卷上》收1960年8月15日致弢翁函云：“顷奉手书，敬悉尊藏宋椠《西汉会要》残本，已由令郎珏良同志检得。尊藏为卷四十三至四十五，馆藏为四十六至四十九，适相衔接，而洒金粉笺正复相同。又阅《藏园题记》所载刻工，亦均相同。乃蒙乔梓厚意，慨然惠赠，使延津之剑离而复合，无任感荷。”
（顾先生此函，参见《顾廷龙全集·书信卷上》，89页）
珏良先生是弢翁次子，一良先生二弟。9月1日，上海图书馆即收到珏良先生惠寄的《西汉会要》。次日，先师特作函申谢，言：“叔弢副市长：昨由珏良同志寄到宋刻《西汉会要》卷四十三至四十五壹册，取对我馆所藏残本，适相衔接，而装帧、签题均出一手。知入滂喜以前，即已分散，忽忽百余年矣。今承高谊，归诸人民，不独使古籍之牉合，而尤便学人之参考，文化遗产，藉大力掇拾护持，得以不坠，无任钦佩！”
（同上，90页）
弢翁赠送上图的《西汉会要》，虽是残本，却是宋刻宋印，较现存所有之本都更珍罕。此书共七十卷，为宋嘉定建宁郡斋刻本。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卷五有《宋刻残本西汉会要跋》，云此本“字体方劲，板式阔大”，“面覆粉笺，书签端楷，似旧藏大内或王邸之书”
（傅增湘《宋刊残本西汉会要跋》，《藏园群书题记》卷五，“史部四·政书类”，中华书局，1989年，255-257页）
，又云其1932年见到此书，乃女弟子宝文仙（书）持以见示，存职官十三，选举上下，卷中钤有“宝孝劼藏宋元经籍”、“孝劼所藏书画金石”二印。傅跋又谓：“壬子（1912）夏，余得八卷于同好堂，册式、装潢与此无异，当为一书而分析者，第未知如海王城中尚存几许耳。”
（同上，256页）
另据傅跋，知宝孝劼即宝康，孝劼其字也，盛伯羲之女夫，曾官福建武定府知府，任未久遂卒，收罗古本书籍甚富，中多“惊人秘笈”。又据傅氏《藏园群书经眼录》，有云：“按《两汉会要》，四库所据出传钞本，各家书目亦不见著录。惟近时莫友芝经眼录称见应敏斋（宝时）藏宋刻本，乃马笏斋（玉堂）故物，旋归之持静斋丁氏。丙辰岁暮入都，于厂市同好堂获此残册，考其行格，与丁目同；装订、签题，犹存内式。闻庚子之变，自定王府散出，徐梧生（坊）曾收得数册，昨岁袁寒云（克文）亦收得一册。昔人于此本影写补完，不知耗几许精力，曾几何时而风飞雨散，渺不可寻，未审何年始得延津之合也。”
（傅增湘“西汉会要七十卷提要”，《藏园群书经眼录》卷六，“史部四·政书类”，中华书局，2009年，403-404页）
先师与弢翁的再次见面，仍在上海。1963年4月1日，弢翁往上海博物馆参加座谈，先师前往晤见。次日，弢翁即抵上海图书馆参观。据弢翁《日记》：“早到图书馆，晤顾起潜、瞿凤起、潘景郑。参观善本书库，保管尚好。阅宋本《金石录》十卷，题跋甚多。宋本《东观馀论》是项刻底本，有丰坊、项元汴跋。宋本《诸儒鸣道》，此是人间孤本。‘大代普泰’写经。抄本《杨铁崖文集》，有黄跋。文徵明手写文稿，有文含跋。丰坊手札，罗列所求书画碑帖目甚长。”
（参见周启乾整理《弢翁日记》1963年4月2日，《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17辑，61页）
按《金石录》三十卷，宋代所刻有两种：一为宋淳熙龙舒郡斋刻本，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一为宋开禧间刻本，即上图藏本，然仅存十卷（卷十一至二十）。上图本有清余集抄补序文，清翁方纲跋并题诗；又清余集、江藩、阮元等十五家题跋、题诗、题词，皆一时鸿儒耆宿、俊秀翘楚。此本纸墨古朴，行式整齐，字大悦目，刊印精洁，朱痕满纸，动人心目。
《东观馀论》二卷，上图所藏为宋嘉定三年（1210）刻本，有明丰道生、项元汴及清惠兆壬跋。弢翁想看此宋本也是有缘由的。早在1933年1月，弢翁获见日本《文求堂书目》，见著录宋元明刻本凡百馀种，其中尤以北宋本《通典》及绍兴本《东观馀论》最为罕秘，然《通典》索价一万五千元，弢翁力不能赎，乃以日币一千元购得《馀论》。弢翁于此书后有跋云：“此书归国，聊慰我抱残守阙之心。独念今者边氛益亟，日蹙地奚止百里，当国者且漠然视之，而无动于中。余乃惜此故纸，不使沦于异域，书生之见亦浅矣。恐人将笑我痴绝而无以自解也。噫！”
（弢翁《东观馀论》跋，参见李国庆、周景良编《弢翁题跋》，紫禁城出版社，2007年，119页）
弢翁藏《东观馀论》，1952年已捐赠国家图书馆，此宋本不分卷，缺页配明抄本，并有清钱谦益校、清劳权及民国劳健跋。
《诸儒鸣道》七十二卷，此为宋端平二年（1235）黄壮猷重修本。黄壮猷有跋云：“越有诸儒鸣道集最佳，年久板腐字漫，摹观者病之，乃命工剜蠹填梓，随定旧本锓足其文令整楷焉。此本各家书目鲜有著录，惟《绛云楼书目》有宋版一部。”
弢翁在上图时，言及宋本《棠湖诗稿》以人民币一千三百元价让天津图书馆事。此事先师的日记也有载及。弢翁还提到该馆藏旧拓两种，《西楼帖》及《墨皇》皆在；又言大连图书馆《管子》《荀子》《韩非子》几种均已不在，苏联所送还之《永乐大典》皆非刘翰怡旧物。先师当日日记载：“然则此批书却不知何往？”
关于《棠湖诗稿》此事的始末缘由，弢翁日记记之甚详，从发表出来的文字看，始于1963年2月7日，讫于3月21日，先后月馀。这恐怕也是弢翁晚年最令他不愉快的一件事。1963年2月7日，弢翁在天津劝业场古旧书店，购得宋临安府陈宅书籍铺刻本《棠湖诗稿》一卷。是日日记有：“午后到市联，列席两会执委会。休息前到劝业场古旧书店，适宋本《棠湖诗稿》已收得，因取回把玩。又到市联，会后返家，展阅《棠湖诗稿》，纸精墨妙，不愧汲古阁中宋本甲观，余本拟自留，因人民图书馆无一宋本，亦亟欲得之。余素不愿与公家争书，此余之宿志。但爱不忍释，因钤名印，以识鸿爪，想不辱此书也。景印本字体模糊，去原迹远甚。宋刻纸有补缀处，亦宋时旧样，平帖如天衣无缝，良工之作也。”
（参见周启乾整理《弢翁日记》1963年2月7日，《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17辑，55页）
此本今藏天津图书馆，纸精墨妙，卷尾有“临安府棚北大街陈宅书籍铺印行”小字两行；有清钱仪吉、民国邓邦述、傅增湘跋。书中钤有“宋本”“甲”“毛氏子晋”“子晋”“汲古主人”“毛晋之印”“毛氏子晋”“毛扆之印”“斧季”等印，为毛氏汲古阁所藏宋本之白眉。
弢翁对此书颇为喜爱，本欲自留，但因天津人民图书馆馆藏中无一重要宋本，也亟欲得之。故2月10日，该馆古籍部负责人姒兼山即至周宅商谈转让《棠湖诗稿》事。十五天后，该馆王振永再为转让事访弢翁。弢翁2月10日日记：“午后整理去岁新收活字本。到重威家，请他考订刘若宰生平；谭季侃、陈庸厂亦来。姒兼山后来，我与谈宋本《棠湖诗稿》我极愿自收，但又不欲与图书馆抢书，如图书馆以为只收一宋本无甚重要意义，则不如让我买，将来终归国家，只是时间问题。”
（同上，55页）
2月27日日记：“午饭前王振永来取《棠湖诗稿》， 未与之，并告以我愿买此书之故（古籍部是否有不售私人原则，我似当别论），捐书之后本不买善本，因此书是数十年前所渴望之书，一朝到手，不忍轻舍。”
（同上，56页）
3月3日日记：“星期日。早到方纪部长家，携去《棠湖诗稿》和《晋纸帖》，并谈关于买诗稿的思想包袱，我与‘人图’的矛盾，新华书店不售私人的矛盾。从党的领导和老朋友两个立场，乞他帮助。”3月14日日记：“晚王振永来，说‘人图’一定要买《棠湖诗稿》，已送一千三百元来。闻之殊令人气恼。一书许两家，制造矛盾，不过为了多卖三百元耳。”
（同上，58页）
弢翁于3月21日亲自带《棠湖诗稿》去天津市人民图书馆，并亲手将书交给姒兼山。是日日记：“午后送宋本《诗稿》与人民图书馆，交兼山，并参观善本书库，书上盖蓝色号码印，每本皆有，并盖大藏印，文劣印色亦恶，真令人心痛。”
（同上，59页）
可想见其心情！
早在1942年抗战最艰难的时期，弢翁在自订善本书目的同时，即为藏书写下遗嘱，云：“生计日艰，书价益贵，著录善本，或止于斯矣。此编固不足与海内藏家相抗衡，然数十年精力所聚，实天下公物，不欲吾子孙私守之。四海澄清，宇内无事，应举赠国立图书馆，公之世人，是为善继吾志。倘困于衣食，不得不用以易米，则取平值也可。毋售之私家，致作云烟之散，庶不负此书耳！壬午元旦，弢翁至嘱！”
（弢翁1942年手订所藏善本书目卷首题记，参见《自庄严堪善本书影》第一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卷前彩页第二帧）
并有小注：“当赠书时，须附一条例，即展阅者应严守赵文敏毋以爪侵字、毋以唾揭幅之训，保存古籍斯为最要。典掌者宜熟知而谆诫也！”
（同上）
弢翁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即有将毕生所藏金石书画、中外文图书等化私为公之原，所捐古籍图书之重要者，如：1949年6月，将宋刻孤本《经典释文》卷七一册，捐之故宫，遂成足帙；1951年，有《永乐大典》（杭字韵）一册移赠北京图书馆；1952年8月，向北京图书馆捐赠其历年收集的宋元明刻及抄校善本，凡七百一十五种，共两千六百七十二册；1954年9月，向北京图书馆捐赠元明清刻本、抄本、稿本，共计三十二种一百二十册；1954年7月，向天津市人民图书馆捐赠清刻本古籍三千一百六十七种、两万两千六百二十六册。至晚年，又将毕生所藏敦煌经卷、战国玺印、活字本书，悉数捐赠天津艺术博物馆（今天津博物馆）、天津图书馆。即使身后，其子女亦有不少捐赠。因此弢翁所言“不如让我买，将来终归国家，只是时间问题”，实非虚语。
弢翁1942年手订所藏善本书目卷首题记
三
自1963年至1979年，这十五年中，经历“运动”及“文革”，周、顾二老包括一良先生同先师之间，基本上无书信及任何相晤。直至1979年5月29日，我才知道先师有函致弢翁，请为所辑严九能年谱题签。先师于函中云：“龙昔承章式之、夏闰庵两丈之启迪，对严九能学问之渊博、钞校善本之精勤，油然起敬，遂即草编其年谱。初稿虽已就绪，存之箧衍，迄未写定，本可覆瓿，第念资料搜集亦既有年，未尝不可供读者之参考，因拟加以杀青，就正有道。兹蒙宠锡题字，并闻长者内障切愈，即为命笔，不胜感幸之至。”
（顾先生此函，参见《顾廷龙全集·书信卷上》，91页）
与顾廷龙先生恢复通信时的周叔弢先生，1979年摄于天津睦南道寓所，时年八十八周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