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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最近几年，对高考的批评和提出要废高考的言论已经少了很多。一个是2007年，当时争论很激烈，2007年3月份全国两会期间，有一个人大代表正式提出要废止高考的提案，经过当时那场论战，我也发表了文章就讲理性认识高考改革。而且我一直主张高考是适应中国国情的考试制度。到2014年，国务院出台《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这之后大家日渐认识到中国人是离不开高考的，文件里讲（高考）总体上适应中国国情，所以这几年关于废高考的言论基本上很少听到的。
你讲的公平性，还有分省录取的不均衡，机会不均等的这种情况大家都关注起来，不过这个问题也是老问题。实际上我们中国自有高考以来都是分省定额录取，它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这么一个格局。在恢复高考的时候，头些年，实际上在80年代中期以前，像北京、上海，特别是北京高考的分数线是全国最高，但是90年代开始，北京因为高校多，人口少，当时都全国同一试卷考，分数线很快就在全国排在很后，所以当时就出现一种说法叫“倾斜的高考分数线”，在北京，比如说400多分可能可以上重点大学，在湖北在山东可能只能上专科。
所以在1997年，《中国青年报》发起来一场关于“倾斜的高考分数线”的大争论，当时争论得非常激烈，就是北京的学者和民众跟外地学者形成很强烈的反差，有的北京学者说虽然差100分，但不意味着含金量就是100分，意思说北京的学生虽然分数比较低，但进学校去要表现很好，发展很好；其他省就意见很大，说什么含金量，都同在一片蓝天下，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怎么你那边享受教育资源就那么好，意见很大。所以1997年是当时争论一个高峰。从新世纪以来，陆陆续续在全国两会期间都有提案说要全国一张卷，统一分数线。
去年江苏和湖北“减招事件”，那只是一个更典型的事例，因为把计划调配给公布出来，一些人担心减少了本省的高考录取率，其实并没有减少，所以造成很多家长的群体性事件。就对公平的关注，虽然一直都关注，但是现在大家更为关注，大家的维权意识更高，因为高考是一个重大的民生议题，跟千家万户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情况下，大家对教育机会更重视，对公平性的关注也空前高涨。
凤凰历史：以前人们提到衡水中学，毛坦厂中学，都是一种很负面的态度，觉得是“高考工厂”，但近些年大家对它的态度变了，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变化？
刘海峰：现在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加快，多数人都可以考上大学，现在高考录取已经百分之八十几了，我们福建省长期都超过90%，这种情况下，上大学不大成问题，但是上什么大学竞争还是很激烈的。上什么大学呢？那就上好的大学，像人大、厦大这样子的学校，最好是争取北大、清华，名牌大学竞争很激烈。像衡水中学，去年它的“北清率”，就是上北大清华的数量是全国最高，已经超过人大附中了。去年从它那里毕业，或者说在那边读的学生，考上北大清华，通过各种渠道，有些是保送，有些是自主招生，考试的加起来，有139人，这个量非常大。
以前大家都把衡水中学称为应试教育的典型来批，他们确实基本上都围绕高考转的，把学生的作息时间都算得很精确，实行高强度的学习，军事化或者半军事化的管理，有的人认为说他们做题海战术，结果他们成效又很高，认为它是应试教育典型。毛坦厂中学更甚，他们大部分人是去补习，是复读生，不像衡水中学大部分还是应届，而且很多其他外地不错的尖子生在那读。毛坦厂中学是以复读为主的，对他们批判就更高了，因为他们更是题海战术，在那边一切就是作题。有人形容他们是“高考的怪胎”，是“亚洲最大的高考工厂”等等，讽刺挖苦很多。
我觉得对衡水中学，毛坦厂中学，也不要一味的批判，他们是有很多应试的成分。我2014年底正好跟衡水中学的校长张文茂在江西抚州临川一中，一起参加一个全国的论坛，那次吃饭他就坐我旁边，然后我就问他一些情况。我听他讲的情况，我就明白他们也不完全都是一味的应试，其实他们能够取得高分，刻苦和高强度只是一个方面；也有教学得法等因素，不得法再苦也没有用；还有教师很敬业，他们完全没时间上辅导班这些，当然可能跟他们自己本身待遇高有关；另外学生勤奋和刻苦，这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不能完全归到应试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