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这是关于该书内容的概括性介绍，实际上可以归纳为两大版块，一是关于美国动荡现实的“危局”（end times）的形成与解决方法，其中关于美国民众贫困化和精英生产过剩而导致的社会动荡是普遍受到读者关注的问题；二是历史动力学研究方法的运用，两者紧密结合在历史叙事、现实观察和理论阐释之中，这对于研究历史学的可预测性和现实政治的“破局”议题更有重要意义。
图尔钦在“前言”中首先论述的是关于“历史科学”的可能性争议。包括著名的卡尔·波普尔等人在内的大多数历史学家和哲学家都强烈认为历史科学是不可能的，因为社会太复杂、人类太多变，科学进步无法被预测，文化在空间和时间上差异太大。而图尔钦则认为“历史科学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有用的：它能帮助我们预测我们在当下做出的集体选择如何给我们带来更美好的未来”
（前言，VII）
。这就是历史学家在现实“危局”中思考“破局”的基础和底气。
“历史科学”这个概念是史学史中的老议题。我们知道，早在十八世纪的启蒙时代，任教于埃尔朗根大学的神学家约翰·马丁·克拉登尼乌斯（Johann Martin Chladenius，1710-1759）在他的《历史学通论》
（
Allgemeine Geschichtswissenschaft
，1752年）
中第一次引入了“历史科学”的概念，并阐释了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他从逻辑上澄清和确立了历史知识的真理性，从而呼吁将历史研究提升为真正的科学。到二十世纪中后期，“历史编纂的科学化”在史学界不断被人们讨论，它意味着“把历史编纂同普遍的科学准则和理论结合起来进行理解，并使两者相提并论的一种趋势”
（Wolfgang Hatdtwig， 1998；转见约尔丹[Jordan，S.]主编《历史科学基本概念辞典》，孟钟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101页）
。另外，在我们的语境中比较熟悉的“历史科学”往往首先指向的是卡尔·马克思的历史观；作为一个历史系老学生，这是我在翻开图尔钦的这篇“前言”时马上产生的联想。在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中“历史唯物主义”第一次被作为历史理论而提出，之后历经了列宁、考茨基、斯大林等人的系统化和原则化过程。另外，在西方还有法兰克福学派、建构主义以及发展理论、现代化理论等论域也曾受到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影响
（参见沃尔夫冈·库特勒，“历史唯物主义”，转见同上，141-143页）
。
图尔钦的学术生涯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当时他是一名研究甲虫、蝴蝶、老鼠和鹿的种群动态的动物生态学家。在计算机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他很快接受了从生态学到复杂性科学的转变，将计算机建模与大数据分析结合以回答诸如为什么许多动物种群会经历繁荣-萧条周期等问题。到了九十年代末，他和同事开始以复杂性科学的方法应用于对人类社会及其历史的研究，致力于建构一门历史研究的分支学科，命名为“历史动力学”（cliodynamics）。这个概念源自希腊神话中历史女神的名字Clio以及“动力学”（dynamics），即变化的科学。这可以说是“历史科学”在高新技术时代的最新发展，其理想前景是“它能帮助我们预测我们在当下做出的集体选择如何给我们带来更美好的未来”。
但是我们也要审慎地看到，从“历史编纂的科学化”到对历史发展的“预测”是要冒着更大风险的。德国历史学家阿恩德·霍夫曼（Arnd Hoffmann）就历史研究中的“预言”（voraussage）提出的疑问是：“历史研究在多大程度上应该发挥批判预言的作用？或者在关于长期进程和未来场景的预言中，历史研究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发挥一种咨询作用？”
（见上引书，280页）
本来，康德早在《系科之争》（1798）中就已经区分了“预测性”历史研究与“占卜性”历史研究，虽然他认为自由行动者的历史是不可预见的，但是他仍然在“占卜性的”历史观察意义上证明人类将向更好状态进化。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则把“预感”（Ahnen）的能力确立为历史研究的方法要素。“然而，随着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方法论化和彼此区分，对于预测能力的怀疑则更为强烈：马克斯·韦伯在《学术作为志业》 （1919）一文中拒绝接受任何形式的‘书面预测’。在卡尔·波普尔看来，根据规律构建起来的历史陈述不可能成为预言的基础（ Popper， 1957）。在今天，现代化理论或者历史唯物主义的失败预言加强了人们对于预言的怀疑。……因此，人们也许可以从历史中学到什么，以便批判性地为构建一个开放的未来做好准备。”
（阿恩德·霍夫曼，同上引书，281页）
对于历史研究是否具有预测性，这显然是一种审慎的怀疑态度。
从前言开头关于“历史科学”的论述，到书中关于美、英、俄、中、法等国家的近现代历史叙事的阐释，以及最后三篇关于历史动力学研究的文献，都表明了一种明确的历史学研究的学科语境。由于该书的研究焦点还是落在解释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美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动荡局面以及提出相应解决方法的议题上，读者可能会被更多吸引到有关美国政治的精英与反精英、意识形态撕裂与政治解体等论述之中，尤其是社会底层的相对贫困化、学历贬值、大众政治话语权的丧失等议题更容易激起读者“无问东西”的联想。但是，正如作者所指出的，实际工资停滞不前或下降、贫富差距不断扩大、高级学位毕业生过剩、公众信任度下降、公共债务激增等看似不同的社会指标实际上是历史上的动态关联发展的结果，在美国所有这些因素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出现不祥的转变
（前言，I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