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身在互联网边陲之地云南，为什么能把新媒体研究得飞起？

Q 1

因为自己专业的原因，一直都关注传媒研究。过去做电视等传统媒体的研究，2010年开始我在 云南怒江州兰坪县一个普米族村寨 做研究，就开始逐渐关注到村民对互联网和手机的使用。这个村寨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都相对滞后，但是却保留了较为传统的普米族文化，这给我研究传统村落民众与媒介之间的互构提供了很大的空间。

在调查中，我发现一些村民开始学着使用QQ、微博，当时就想弄清楚他们如何使用。但是在当年，这些观察并不多。两年后，我再次重返这个村落，发现用手机的年轻村民开始增多了。他们的手机使用很有特色，当时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年轻人（尤其是男性）会把手机当做“礼物”交换和流动，这和我们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不一样。

我试图去弄清楚乡土的社会逻辑对他们使用新媒体的影响。而这也成为后面我做研究一个很重要的起点。

而到了2015年，我被这个村落的年轻人邀请进了一个微信群。我在微信群里看他们聊天、谈论村里大小事、发红包，甚至产生争执。我又去看每个人的朋友圈，发现了更多有趣的话题。

于是，我就想，为什么不去做一个关于他们微信群的研究呢？我就这样重新“入场”了，后来完成了 《微信的“书写”与“勾连”——对一个普米族村民微信群的考察》 （发表于《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年第10期）。文章对这群年轻人在微信里的自我表达和互动表现进行了民族志考察，我发现微信既是一种完全自我参与式的文化“书写”和实践过程，又通过西尔弗斯通所说的“双重勾连”而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有机构成。

这篇文章受到了比较多的关注和好评，获了一些奖，也成为现在微信研究里引用率比较高的文献。做完这个研究之后，我意犹未尽，觉得很多研究议题与方法还可以再继续，于是就在这个基础上开始讨论网络民族志的方法，同时也展开其他的研究实践。

Q 2

其实这个话题和之前讨论研究契机有相关性。在普米族青年微信群的研究结束后，我又带着两个博士生回到阔别几年的村寨，结果发现村民手机使用的情形和过去大不相同。

使用手机的人群范围在扩大，不仅男女老少都在用手机，而且手机的运用方式也极为丰富。除了微信成为绝大多数村民最为平常的运用之外，一些人热衷全民K歌、看各类小视频。这就给我们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无限的可能。

而 从研究方法上看，我的取向和进路是人类学的田野观察和民族志的研究，这需要带着人类学整体主义的视角进入乡村。研究这些人群对新媒体的使用，更要探析他们所生活的社会文化和情境，只有对使用者的“语境”有充分的了解，才能去真正体会和理解媒介对他们的生活意义是什么。

因为这样的研究取向，也决定了我们的研究首先来自于现实中活生生的人。就像著名学者杨国斌先生所说的， “互联网的研究，不能没有人的故事” 。互联网对于我们的改变，正是由那些遍布各处的，处于生活世界中的每个个体构成的。

而我，对这些普通人的生活和故事感兴趣。所以，我们的研究是先从生活中来，再尝试用概念和理论体系去解释人的故事和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