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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想而知，接受了这一套价值观的人，会更适应体制内那种井然有序的等级体系，所以有山东人自嘲，杭州有科创企业六小龙，山东也有自己的“七小龙”：考公、考编、磕头、主陪、副陪、鱼头宴、仅退款。久而久之，相应的话语、官腔都会不自觉地渗透到日常生活中去，有个段子说，在山东吃酸菜鱼，碰巧那家店上菜特别慢，焦急等待中只听隔壁桌传来一声怒吼：“这道菜怎么还没有落实好？！”
本来，注重这些礼节也没错，但过分在意繁琐的形式主义，难免就会重面子、轻里子。甘肃的人均GDP在全国各省当中垫底，但哪怕是当地民企，也存在严重的好面子情况。
东南沿海的民企，亿元销售额以下的往往只是家庭工厂，大多都在简陋的铁皮工棚里生产，再大一些才租厂房，成本怎么低就怎么来，把投资主要用在流动资产方面，拓展销售成为重要支出。广州有个做电脑机箱的老板，雇70多人，最主要的设备就是压模机，把铁皮切割后放在模具上一压一个机箱就成型了，再喷漆包装就出厂，一个机箱就挣3元，2013年就做到了每天出厂9000个，现在已经是亚洲最大的电脑机箱生产厂商。然而他一直都在村建的铁皮工棚里生产、办公，开的车也一般，根本不在意什么面子、形象，更别提给当地政府挣面子了，闷声发大财。
然而甘肃的民企，上千万销售额就觉得很大，基本就要买地建厂房，建办公楼，投资大部分在固定资产上，巨大的办公室，看起来很气派。流动资金再四处找银行借贷，负债率很高，市场范围不大而运营成本很高。其结果，没有几个是有竞争力的。
这也不只是企业经营者的意识，因为甘肃省的各有关部门要求规范化经营，不准像南方一样弄简单的生产线，政府让你搞好了才能生产，否则企业开不了业。有了解当地情况的朋友感叹，甘肃的地方政府“也是好面子”，因为“有大厂房，有气派的办公楼，形象好，好带上级领导参观，表示自己治理有方。当然，在甘肃，没有高大气派的厂房，没豪华办公室，没有豪车，谁也瞧不起，社会上办事也难。”
对权力等级敏感、满口官腔，难免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放不下架子。甘肃某县到广州招商，需要招蔬菜深加工项目，本来县委书记要来，广东的甘肃商会就约了一家供港蔬菜公司的董事长座谈，那家公司每年从山东进蔬菜20多亿元，从宁夏也要输入数千万元，合作前景不错。结果县委书记没有来，由该县一位常委兼武装部长带队，对方公司就让总经理接待。席间总经理赞许该县韭菜很好吃，公司也有意在当地建造蔬菜深加工工厂。本来商会安排了午宴，可以进一步交流，然而，这位县武装部长却因公司董事长没出席，觉得对方不重视，心底不快，到会议结束时起身就走，将那位总经理晾在一边，商会也十分尴尬，会谈无果而终。
可想而知，官员们放不下架子，很自然地就会“以我为主”，很难降贵纡尊，对企业有什么“服务精神”，你投资太少他还看不上。我就听说过这样的事：北方某县级开发区要建一个化工园区，但是省里审批的前置条件是先有一个10亿级的项目意向落地，这完全是不考虑当地实际情况的拍脑袋；还有企业想投资湖南，觉得其业务和当地有很多场景合作的机会，本来前面都铺垫好了，结果地方领导出席时来了一句“好像不是很合适”，这事就黄了。
有位多年来协助各地招商引资的经济学者感叹：“我遇到过西南的招商队伍，嫌接待方档次低的，这种属于超出我的认知，我还以为现在的领导已经不在乎吃饭了，敝司真的已经接待过不止一波吃快餐盒的领导了，现在的领导搞招商，哪还关心吃饭档次？——当然，仅限于长三角珠三角。”
林树森2007年调任贵州省长后，曾被问起是否考虑去珠三角和香港拓展招商引资，他回答：“我在广州任职十年
（市长+书记）
，但我从来没有去香港招商。”为什么呢？他说：“现在有些招商活动的表演成分太重，相当一部分协议是事先准备好后去签，然后大肆宣传签了多少多少钱。”但在他看来，政府真正应该做的，首先是把环境搞好，包括交通等硬环境和提供良好服务等软环境，其次是培养已进驻投资的企业，树立样板和典型，放水养鱼，这才能让企业安心发展。
北方的问题
可不只是北方的问题
近些年来，南北差距的拉大已经不止一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这其中真正的关键，还不在于发展速度的一时快慢，而在于北方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有点跟不上杭州、深圳这些南方发达城市的节奏。
在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进程中，南方城市想尽办法抢占产业链中下游的位置，北方城市却陷入对投资的路径依赖，多数停留在产业链上游、供应原材料的位置。尤其是2008年以来，伴随着美国次贷危机、欧债危机的发酵，以煤炭、钢坯为代表的大宗商品进入了下行周期，依赖传统资源和重工业的北方经济模式遭受重挫，加上东北、内蒙古、山西等省份的产业结构均比较单一，转型艰难，许多人才纷纷“孔雀东南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