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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一旦对方接住了话音，也尝试用上海话交流，那后面的场景就大不一样。上海话就像水龙头一样，一旦拧开了就哗啦啦地流淌下去。语速变快，语音变高，连说话的仪态也会变得放松许多。在彼此熟悉的语境里，是可以说一切私密话的，比如家长里短，孩子升学，婆媳关系等等。上海话就是上海人的乡愁，不用出城，就是在城里人也会愁，上了心头又上眉头，也时不时得需要彼此慰籍。找一个会说上海话的搭档，聊上一会，是抚慰情愁最好的方式。如果不能，那听一会也是好的。
愿望太多，上帝不一定都能听到，但写剧本做影视剧的总是更敏感一些，他们知道在这个时候，什么最能打动观众的心。不同城市有不同城市的流量密码，谁也不可能南北通吃，能抓住眼门前的就好。这道理贾府里的宝二爷很早就明白了，看到龄官和贾蔷的那份情谊，他承认了自己虽是贾府里的宝贝，但也不可能得到所有人的眼泪，能收到应得的那份，就已知足，再多想都是自寻烦恼。
在演上海故事的剧集里让角色讲上海话，上海人自然是欢喜的。那语音语调一出来，不用看画面，就知道他们是在讲述哪一段故事，甚至哪个区，哪个弄堂也都能分辨地清清楚楚，在这个城里生活地太久，久到熟悉每个窨井盖的位置，何况这每日里弥漫在身边，如同空气一样的语音。早年电视剧《孽债》里那隽永的上海对白，让多少家庭回忆起那段嘈杂动荡的岁月。这个城的每条弄堂，每个人家都会遇到相同的问题，知青下乡返城，密集的亭子间里连根针都插不进，又如何容纳多出来的那一个孩子，那个家庭。剧中的上海话，哪是在演戏，那是在替观众讲自己的故事，一集一集，把人的心肝揪起来又抚平。日子就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不可抵抗的岁月大家一起面对，也始终是会有一个结尾的。
同样是知青孩子，也有些像《十六岁花季》里的陈非儿和原野那样，不好不坏地在这个城里生活中，他们和其他同学一样读着重点高中，住在学校寝室里，说着带上海口音的普通话，可缺失的那份家庭温暖和城市的认可，是埋在他们心底的惆怅。周末是其他同学最盼望的时刻，而对于他们反而是最不想面对的日子，回不去的家和回去了也不是家的地方，让他们更加煎熬。剧中的十六岁少年们是花季，总是希望比失望更多些，圣诞节的贺卡，晶晶亮透心凉的雪碧，都能让他们开心好久。那时候的上海也总走在最前面，学校破墙开店，酒吧里装上闪亮的灯球，成绩优秀的孩子们可以国外参加比赛，那个时候德国还分着叫东德和西德。在这种氛围里，市井的上海话只成了背景点缀。女主角的设计师父亲不说，重点高中的老师们不说，只有楼下邻居好婆会说上两句，她管孙子染了头发一心想出国的女朋友叫“八国联军”，管外强中干的孙子叫“白壳蛋”，外面光溜溜，其实一戳就破，没用的很。
好婆的那个孙子叫阿宝，一心想去日本。那个时候，上海很多男孩子叫阿宝，他们都是家中的宝贝，承载着全家的希望。阿宝的故事也时常被人记得，写下来，拍出来。于是，很多年后，又一个阿宝出现在电视剧《繁花》里。这个阿宝不想出国，他在上海的股市里翻云覆雨，使劲翻腾，他要为自己和自己的兄弟姐妹们挣下一片天地。和平饭店的那间套房，他想帮爷叔长长久久地租下去，爷叔曾经失去的，阿宝觉着自己应该争回来。
《繁花》的小说，用沪语写，拍成电视剧的时候，导演让演员用上海话演。外滩外贸局的汪小姐，开饭店的玲子，还有那嗲得得糯得得的小阿嫂，甚至始终没露过面的芳妹，都讲着上海话。导演王家卫是营造氛围的高手，在他的作品里，连一个灯泡都不放过，需要它不只是一个灯泡，而是剧情的一部分，是个会讲故事，可以让观众做阅读理解的灯泡。在他的镜头下，上海话不仅用来念出对白，它是剧情的一部分，甚至比故事情节更重要，那高低错落，直指人心的上海话，本身就是故事。
事实证明，王家卫是对的。沪语版的《繁花》让上海人集体坠入回忆，大家看着剧，追忆着自己的似水年华，在那个一切都有可能，一切都有希望的年代，他们也是这样过来的。同样是每个弄堂里都有下海成功的邻居，每个家庭里都有像汪小姐一样精明爽气的姑娘，说话“砸吧”，漂亮能干。大家讨论着里面的情节，一遍又一遍地转述着剧中人的对白，像是把《繁花》又自己演了遍一样，身边的邻居好友，都能随机补位搭戏，一出又一出，津津有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