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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我相信决定一个社会走向的,最关键点是精英的素质,而不是草根的素质。关于这一点,容后再议。
也是基于上述判断,以及我所认同的消极自由的理念,我认为人有懦弱的权利。如果您不认同我的说法,您可以自检在人性的两端,您自己有多勇敢。
我前面说了,我批评鲁迅,是就事论事。他文学上的成就,我并不否定。我读他的《野草》,看到“绝望之为虛妄,正与希望相同”时,心中也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我承认,无论是鲁迅孤决的形象,还是鲁迅的文学作品,都是有很高的审美价值的。但要说他是思想家以及如何启迪民智,我就要打个问号了。
众所周知,在鲁迅被政治化与符号化以后,许多人一说到鲁迅时,就会说他如何启迪民智。晚上吃饭,我在学校问一位持此观点的朋友鲁迅启迪了民众哪个观念,哪种思想,是像卢梭一样的社会契约论,孟德斯鸠在三权分立,还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位朋友说不上来,他似乎也只想得起众口一词的“鲁迅启迪民智了”。
有人可能会说,鲁迅指出了中国人的奴性。但是,您请注意了,如前面分析的,一个人臣服于另一个人,这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如果一个人本来就是奴才,你骂他是奴才,就能让他们不是奴才吗?这不过是对现状的一种描述而已。这好比你走到楼下,说一声“天下雨了”,雨并不会停一样。同样的道理,你走在晚上说天有多黑,也不是启迪民智。这里并没有什么智识的增量。
我的确是有这样一个疑问——在鲁迅的教导下,中国人的智识真的增加了吗?以我有限的阅读,真正在几个关键问题上启迪中国民智的是宋教仁、徐志摩、陈炯明、胡适、董时进、胡汝麟等人。他们着力于对中国进行长远的可期维持的建设。可惜他们,有的甚至完全被时代的洪流淹没了。
就算我们不谈制度性的建设,继续说观念吧。我以为知识分子给这个世界所要贡献的最重要的东西,不是他的立场,而是他的理性。诸位想一想,对于中国滑向未来的深渊,作为知识分子的鲁迅在理性上尽到了什么责任呢?他有过预警吗?
对董时进研究越深,我在二十世纪中国历史里所获得的荒诞感就越强。有人说,五四精神中少了一个对私有财产的保护,这种说法是很中肯的。但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极力推动私有财产保护的人也不是没有。而董时进便是其中一个。只有放到这个视野下,你才能真正知道董时进成立中国农民党并反对暴力土改的伟大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