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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考察了清康雍乾时期来华传教士如何阅读邸报，以及他们如何向欧洲介绍和翻译邸报，又在欧洲有何反响。钟书不仅成功将邸报学从中国带入全球公共视域，而且还通过欧洲文献复原了邸报中某些鲜为人知的内容。
图1 雍正九年八月十八日邸报的首页
钟书以时间为线索，其内容主要分为中国与欧洲两大部分。在中国部分，十八世纪，来华传教士与邸报的关系大致可归入三类：首先，作为邸报的内容。传教士的言行、中国政府的天主教政策等，均成为邸报报道的内容之一。例如利玛窦之死、康熙历狱等信息，均曾刊载于邸报。作为被报道者，传教士和中国教徒还积极寻求在邸报上刊登对自己有利的内容。例如1706年，康熙帝派耶稣会士沙国安（Sabino Mariani, 1665-1721）、白晋（Joachim Bouvet, 1656-1730）赴欧，两人通过运作，成功将该大清代表团的消息刊登于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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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1737年，传教士和中国慕道友寻求将一份对天主教有利的奏折登载于邸报，却被“邸报的管事人拒绝”，最后在直隶总督李卫（1688-1738）的帮助下，成功于邸报刊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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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涉及西人的内容，在邸报中占比甚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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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传教士仍以使用邸报为主，而其使用又可分为读者和译者两类。
其次，作为邸报的读者。虽然传教士自明末即开始阅读邸报，但具体到个人，则表现不同。例如驻于广州的传教士潘如（Domenico Perroni, 1674-1729），最初“从来不读”邸报，但1726年他开始意识到邸报的重要性，因为通过邸报可以“确切地了解在各省的府衙里，都有哪些官员，传教士是否认识他们，他们对传教士是否抱有仁慈，或者说他们是否对传教士持敌对和反对的态度”，以及“皇帝对我们的态度”和“天主教社群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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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驻于各省传教士即使相隔甚远，也可通过邸报同步获取朝政信息，例如聂仲迁（Adrien Greslon, 1614-1696）称自己获得康熙历狱的信息，“不是通过我们神父的通信，而是通过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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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直接的信息，阅读邸报的间接益处更是不少，例如龚当信（Cyr Contancin, 1670-1732）强调“可以通过邸报知晓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各派学说、法律法规、风俗习惯和道德规范，从而了解如何与他们对话以及对待他们的方法。还能学到最合适的表达方式，讨论各种主题的时候都必须使用这些表达方式，才能说得好，写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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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邸报对传教士而言既是获取新闻的渠道，更是认识中国的媒介。
图2 龚当信第二封信（1727年12月15日，广州）中关于雍正帝亲耕仪式的译介，内有伏尔泰书签
传教士在阅读邸报时，还从局外人转化为参与者，积极参与至中国国家事务的讨论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来自他者的独特认知。虽然大部分传教士积极颂扬邸报的真实性，但也有一些怀疑的声音，例如晁俊秀（François Bourgeois, 1723–1792）称：“我曾经相信邸报中的内容非常真实，但它们可能没有那么真实”，“人们很知道怎么从一件小事炮制出一个大事件”。他还以林爽文（1756-1788）事件为例，剖析了邸报版本与他所闻版本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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