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左：
程光炜编选：《岁月的遗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右：
杨克主编：《1998中国新诗年鉴》，花城出版社。
笔者在大学时代开始写诗，经过了最初的模仿和尝试，大概在1994年前后，开始考虑如何挣脱过于单纯的抒情语风，试着用更复杂一点的方法，去处理周边令人迷惑又兴奋的时代经验。就是在这个阶段，囫囵吞枣读到了一些90年代诗论，感觉激动又不安：不安，是因为这些诗论雄辩又艰涩，往往穿插很多高深的理论话语，给人带来一种很大的压迫感；激动，则是因为自己的困惑和兴奋好像得到了某种回应、某种澄清，并隐隐感到一个新的诗歌时代的到来。在随后的几年里，有两本书给笔者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从中受益也最多。一本是诗人沙光主编的《中国诗选》（第1期），1994年由成都科技大学出版。这本诗选几乎将90年代初活跃的先锋诗人尽数收纳，除了以前熟悉的王家新、西川、欧阳江河、陈东东以及已经有所关注的肖开愚、钟鸣等，正是在这本诗选上，我第一次读到了张曙光的《1965年》《岁月的遗照》《尤利西斯》、孙文波的《在无名小镇》等诗作，这些诗作后来也被认作是90年代诗歌的代表性作品。诗选更有冲击力的是诗论部分，收录了崔卫平《诗歌与日常生活——1993年夏日对先锋诗歌的沉思》、臧棣《后朦胧：作为一种写作的诗歌》、西川《答鲍夏兰、鲁索四问》、欧阳江河《89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等多篇长文或访谈。不用多说，其中有几篇影响甚巨
，可说是奠基了90年代诗学的生成
。这些文章并不都是首发，可当有心人将它们汇集一处，无疑会带来某种“集束炸弹”的效果。
沙光主编：《中国诗选》第1期，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4年。
另外一本书，则是由赵汀阳、贺照田主编的《学术思想评论》第一辑，1997年初由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在90年代初，有关“思想”与“学术”区分及消长的讨论，曾一度形塑了学术思想的走向。《学术思想评论》的创办，在当时包含“逆向”检讨的意图，从一开始就特别着力突破专业分化的体制，强调学术工作背后的现实关切。第一辑中，编者特别设置了两个专题讨论：一为“不含规范的道德是否可能”，一为“从创作批评实际提炼诗学问题”。后一个诗学专题中的文章，后来也都成为“90年代诗学”的重要来源，包括西川《生存处境与写作处境》、程光炜《九十年代诗歌：另一种意义的命名》、肖开愚《九十年代诗歌：抱负、特征和资料》、欧阳江河《当代诗的升华及其限度》、王家新《奥尔菲斯仍在歌唱》、唐晓渡《五四新诗的现代性问题》。上述两个专题的设置，与赵汀阳、贺照田两位编者各自的研究领域相关，一定程度还是“内涵了承认现有学科划分、学科工作设定的合理性”[4]，但在对话90年代学术的浓郁氛围中，不同专题之间相互区别又有内在联系的张力，是笔者最初翻开这本厚厚的辑刊、阅读几篇“90年代诗论”时，感受最为强烈的一点。
赵汀阳、贺照田主编：《学术思想评论》第一辑，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
讨论90年代学术思想“场域”，一般都会提到《学人》等民间学刊引领风气的作用。在90年代初，选择一种相对沉潜的态度回应历史的骤然巨变，重新确立知识人的工作位置，当年是被普遍分享的“心情”。对于“学术史”“学术规范”等议题的持续讨论，也强劲带动了90年代学术风气的生成。当这种“心情”与强调稳定发展的时代氛围相得益彰，逐渐剥离了最初的针对性，逐渐与体制化的知识生产方式相汇合，其内在的限度也显现出来。用《学术思想评论》编者的话来说，对于“学术规范”的强调成为相当多知识分子“不再直面时代课题，不含张力和紧张感地退回学院的合法化媒介”[5]，在某一意义上也开启了学术“内卷”的进程。同为民间学刊，《学术思想评论》正是创办于90年代学术风气正盛并且内在问题已经显现的时刻，因而，“要想了解《学术思想评论》的产生、努力目标和变化，只有放回90年代中国思潮演进状况、知识状况越来越陷入困境的双重脉络中才能被定位和理解”[6]。在寻求学术思想的现实介入性的同时，从内部进行知识方式、思想方式的批判和反思，从一开始就是《学术思想评论》的自我定位和责任意识所在。第一辑打头的“学术现象试析”专栏，聚焦“80年代到90年代的学术”，邀请叶秀山、徐友渔、周国平、何光沪等前辈或知名学者加入讨论。这组文章虽然仍以梳理80—90年代学术的转变为出发点，如从“思潮”到“学术”、从“西学热”到“国学热”等，但都不同程度突破二元的图式，强调现实感和问题意识的前提性，将学术范式的转变本身相对化、问题化了。笔谈中最短的一篇出自最年轻的一位，他用相对直观的方式，传达了某种不确定时代感觉中审慎辨析、负重前行的意识：“相比于我们所处境遇的变动不居，种种旧学新知似乎是痴人说梦；而我们自身的直接感触、经验却要求长时间的沉积和反省。”[7]
在这样的氛围中，再来读诗学专题的90年代诗论，或许会有种微妙的错位感。如果说《学术思想评论》的整体倾向，是对看似进展顺利实则显露困境的90年代学术进行检讨，对于参与诗学讨论的诗人和批评家来说，对正在生成中“独一无二、无例可援”的90年代诗歌新经验进行记录、总结，更是他们的兴趣所在。这也包括如何在与80年代的对照中完成90年代诗歌“范式”的整体命名，以及延续90年代初与20世纪激进主义切割的势能，在文学史视野中去追问新诗的历史起点。[8]当然，“错位”中也不乏“同步”，“从创作批评实际提炼诗学问题”这个标题本身，就说明在编者看来，从具体的写作实践及遭遇的难题出发，诗学思考本应具有突破种种新旧观念的能量，可以成就一个具有相当可能性的领域——“这是中国诗学进行自身建设的一个根本性途径。”大概因为90年代诗歌经验尚未定型，即便不一定完全领会编者的用心，几位诗人和批评家对“90年代”的正面论述，还是包含了一种“从创作批评实际”出发的动态语境感。如西川有关“伪哲学”立场的阐发、肖开愚对开放写作资源以及“及物性”的强调、欧阳江河围绕“圣词”和“反词”展开的辩难，这样一些重要的论述，后来虽纳入“90年代诗学”的关键词表中，但无不形成于个人的思考脉络中，也分别有自身的针对性。如今重读这批诗论，在容易辨识、“可公度”的90年代诗学特征之外，其实要特别留意这样一些看似旁逸斜出实则相当关键的线索。
在这个诗学专题中，肖开愚的《九十年代诗歌：抱负、特征和资料》可能是写得最为曲折、密度最大的一篇，其中不少说法都需仔细琢磨。文章也试图澄清八九十年代之交诗歌抱负的转变，给出的判断却有点与众不同：“理想的诗歌形式，自我探索，社会责任感，这三个方面的吸引力合力塑造了九十年代诗人的诗歌抱负：写作，在个人和世界之间。”在“三个方面的吸引力”中，“社会责任感”这一条，很多同时代的诗人就不一定会认同。多数作者在当时不会着意于此，甚至正考虑如何卸下这一过重的历史包袱。而且，在肖开愚这里，何为写作的道德感和责任感，其义并非自明。谈到
食指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被冷落，他认为这是因为读者觉得他的诗“缺乏道德感”，没有体现出敢作敢为的“社会正义的先见的力量”；北岛受到欢迎则恰恰是因为他的作品引领了那个时代的道德观
。可当那个时代的焦虑和期待逐渐消失或被读者淡忘，食指的作品“反而因为忠实于自己时代的特殊生活”而获得了关于存在的道德阐释。“食指忠于自己时代的生活，而北岛忠于自己时代的出路。”[9]如此说来，“道德感”不是抽象的存在，基于不同时期的历史状况和社会心理，有不同的含义或指向，需要读者内在的权衡、判断。另外，“社会责任感”的强调，也不只是为了“装饰”一下写作的伦理面向，其实紧密联动了其他两个方面：“理想的诗歌形式”和“自我探索”的要求。这一点特别体现在对“叙事性”的讨论中。
叙事性的增强，是90年代诗歌最典型的特征，后来也被诟病得最多。这篇文章也讨论了诗歌中叙事节奏的作用，提到当时一种“善意”的解释，即将诗中的“叙事”说成是一种“假叙事”，其中“显现的召唤道德感的力量来自一种打碎了的、分散的、时兴的道德观”。应当说，这种“善意”解释，道出了相当一部分真实：
90年代诗歌的叙事性，确实暗中抵制了有关时代“出路”的各种宏大构想，更多基于多元化也是碎片化、个人化的道德直观，这正是今日“未来诗学”所要重点批判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