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社区概念被引入中国时即受到这种地域化理解的影响。社区研究在中国的引入与帕克有直接关系。1933 年，受中国学者邀请，帕克到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讲课，把社区的区位学解释带到了中国。社区概念刚译成中文时，根据费孝通的说法，当时他们把英文“community”与“society”都译作“社会”。但由于受到帕克说
法的影响才把“community”翻译作一个新词——“社区”［9］［2］。其中的“区”就体现和突出了地域或区域特征。以费孝通为代表的中国老一代社会学家受英国人类学传统的影响，非常关注当时中国乡村这种典型的地域社区，甚至上升到一种研究方法论层面上。这种状况导致这种翻译和理解一直延续下来。因此，自社区这个概念进入中国，滕尼斯和韦伯所谓的类型学理解就没有扎根。基于这种状况，有学者进一步认为，社区一词在中国一开始就是一个中性概念，一
种社区研究方法，强调研究对象的区域性和具体性［2］。当然，强调“社区”概念中“区”的地域性，可能还包括其他原因，比如，在中国理论话语中，这种强调可能也与传统中国农耕文明意识形态和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复杂因素( 比如户籍制度) 有关，这些因素导致中国人格外重视地域属性［10］。
威尔曼注意到，行政的力量也是社区研究沦为邻里这种强调地域因素解释的原因之一。就中国而言，强调社区的地域边界特征的一个重要原因即是政治或行政管理的因素。由于行政管理的便利考虑，这种社区的理解被进一步合法化。基于这种原因，社区在中国倾向于被等同于“辖区”，甚至等同于居民委员会的组织［11］。我们可以把这种社区的理解称为“实体的社区”(physical community)。它们都强调社区的地域边界和一个具体的地方边界内群体所形成的互动或稳定的社会关系以及对这些群体及互动的管理。20 世纪后期中国社会学重建后，社区概念和研究重新开始受到关注。基于管理的方便，社区在政府的话语里是这样界定的:“社区是指居住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2］( P122) 它突出的是地域或区域的边界特征。这种行政管理的话语在“社区”概念的使用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这其中也包括大量旨在为公共政策和政府社区管理提供理论支持的社区研究者。当然，理论界与社区工作领域对社区的理解还是有不同之处，比如理论界可能更关注社区作为“共同体”的方面，而社区实践部门则关注“区域”含义［11］。
社会学家通常认为，在西方现代化过程中，受到工业化、城市化和官僚化等进程的影响，社区这种社会关系受到破坏。威尔曼把这些对于社区的观念总结为三种: 社区消失论、社区存活论和社区解放论［8］［12］。威尔曼认为社区消失论和存活论都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工业社会中不是初级纽带被削弱了，而是它们在结构上发生了变化。尽管社区存活论一定程度上质疑了消亡论的结论，但是这些观点的论证在起点上仍有问题，忽略了“当代劳动分工可能已严重影响了初级纽带的结构。他们只寻找并关注在邻里和亲属系统以及工作场所中集体团结的持存，但难以评价在总体社会网络中团结性纽带的地位。……在消亡论和存活论的论证中，社区的这个根本问题被与团结性情感和地域性凝聚力混淆在一起。在消亡论哀悼其消失的时候，存活论在高颂它的持存”［12］。在许多社区分析中，对于“社区问题”的结构关怀已经与两个其他社会学问题相混淆: 团结性情感得以维持的条件和地方化初级纽带。前者反映了社会学对于规范性整合和一致的持续关注; 而后者则反映了社会学对于空间分布(spatial distributions)的特别关注［12］。如此一来，结构性的“社区问题”就转化为一种对地方团结的研究，而不是初级纽带如何运作。许多研究关注本地地区边界内集体互动和情感的范围，预先假定社会纽带大部分是在本地组织起来的。这种地域性视角尤其适用于根据共享价值来评价社区团结。因此，当人们观察到地方性组织起来的团结性行为和情感的消失，就会自然而然地认定“社区”已经衰亡了。
这里所提到的所谓网络社区( the network community)观念来源于社区解论。“解放的社区”观认为，社区已经从地域空间中解脱出来，表现为在更大空间范围中建构的社会网络。这种关系的建构基于人们超越时空限制的能力之上。费舍尔(Claude Fisher) 认为，人们之所以参与到法团群体里，主要是因为“有限选择”(limited choice) 问题［13］。关系选择的限制越大，个体就须更依赖于小团体，与他们互动和交换。这种持久性、互动频率和物质依赖形成了共同体纽带。费舍尔的言外之意就是，当人们的工作和生活越来越可以突破空间局限，那么地域社区的价值也就越来越小。相应的就是，人们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建立联系。
威尔曼则认为，解放论并不是唯一的社区事实。他的研究证明了一种解放论和存活论的综合。威尔曼对社区的理解实际上是从个体中心网络的视角出发，强调社会变迁过程中社区私人化的趋势。或者说他把社区看作是一种“私人社区”(personal communities) ，也就是从社会网络意义上、以个体为中心的非正式的关系来研究社区纽带的变迁。在这种观点看来，社区就是社会关系的集合，这些关系提供了“友谊和支持性资源”［14］。个体在实现自己目标时须依赖社会支持，而个体网络就是获取这些支持的渠道或方法。网络分析不是以假定的邻里团结作为起点，也不是一开始就寻求发现和解释团结性情感的存在或缺席，它使得分析者可以去寻找跨越群体或地方的纽带。群体只是一种独特的网络类型。威尔曼指出，一旦分析者采用这种视角，他就会发现社区、组织和世界体系不过都是社会网络而已［15］。一系列研究似乎表明，在西方发达社会里邻里关系面临解体。尽管距离仍然是互动限制的因素，但现代通信和交通工具进一步推动了这种个体关系状况的变化。在这种意义上，网络互动或虚拟社区不过也就是这种趋势新的表现形式而已。互联网也是一种社会网络，并延伸了社会网络的范围［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