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奶奶给我的财产，我后来才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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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有类似经历。

我从作家班回到小城时，一时找不到工作，我爸在文宣系统工作多年，我也认识些在报社文联的叔叔伯伯们，平时他们见了我或是我爸，会随口夸我两句，到了找工作时候，这夸奖的真诚度就被试出来了。

我至今记得，那个在某文化单位任领导的伯伯说，你说你能写，但我手下每个人都能写。

按说我应该拂袖而去，可来时准备的台词还没说完，好像对自己没有完全尽到职责，于是，我机械地说：“那您给我一次机会，让我试一下吧！”他冷笑一声，说：“想来试的人太多了，这样，你去找某某领导，让他给你写个条子。”

老天，别说我，就是这位伯伯都难得见到那位领导。话说到这个份上，我知道再无指望，从那位以前很熟悉的伯伯家出来时， 我能清楚地感觉到胸膛里冷如冰窖，将五脏六腑都冻在了一起。

四处碰壁的日子，感觉自己像是在井中，想要出离，只有上升，而唯一的路途就是写作。还好这条路倒是能见一些亮光， 我投出去的稿子，陆续在《萌芽》、《散文》、《随笔》等报刊上刊登 ，对我最为厚爱的还是本省的《新安晚报》，每投必中，还都是作为头条刊出。

后来我去合肥看朋友，顺带也去看望《新安晚报》的副刊编辑黄丛慎，他不善寒暄，却告诉我一个很关键的信息，即将创办的《江淮晨报》在招人，放话年薪三万——在遥远的1998年，这个数字震动安徽传媒界，他建议我过去试试。

我完全没有信心，人家要本科学历，要工作经验，我啥也没有不说，手边就一张身份证，怎么去报名？

但是朋友们都撺掇我试试，在各方鼓励下，我鼓足勇气来到那个位于阜南路的报社临时筹备处。办公室里坐着两三个人，我选了个面善的女工作人员，说了我的情况，她笑笑，回头问一个背对着我的老头，说：“吴老师，您看给不给报？”

那人并不回头，高声说：“够条件就给报，不够条件就不给报。”这意思很明显了，女工作人员抱歉地对我笑笑。

我走出那栋小楼，想想还是不对，我记得朋友说过，《江淮晨报》的老总姓丁，我心一横，回过头，打听到丁总在哪个办公室，径直走了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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