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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研讲坛|戴景贤:王阳明与王船山——论明代理学认识论问题(上)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 公众号  ·  · 2024-12-21 09:30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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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命观”的建构及其演变


(一)《论语》中涉及“性”与“天道”问题之表述


“儒家哲学”基本上乃一以“义理学”为导向之哲学。戴先生讲到他今年在清华大学哲学系所开的课,题为“孔子思想与世界文明”,其中就曾拿“儒家思想”与“希腊哲学”做比,它们在“起源”上存在着一个极大差异。《论语》中有一章,孔子的学生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关于这一章,顾亭林 (炎武) 的解释是:孔子论一切人文历史,论一切治化,其思想的核心,当然与“性”相关,与“天人之际”的所谓“命”相关。可是这一问题,孔子并没有直接以“议题”的方式加以讨论;而且依顾亭林之见,也不该直接讨论。因为孔子自述乃“下学而上达”。然而这一章同时亦显示“性”与“天道”本就是极核心的问题,至于该不该“直接讨论”,则是另外问题。所谓“不讨论”,如议题本身确实存在,其实“不讨论”亦是一种“态度”。“不可得而闻”云云,亦可能在后续的儒学传承中,启发出一种“论而非论”“不论而论”的涵融性哲学;并非于“理论建构”无意义。因为如当时根本不存在这样的思想议题,孔子门人又怎么会如此表述?况且孔子并非从未提及“性”的概念,也并非从未在思想上涉及“天道”,只是孔子不直接说“天道”究竟为何,“性”的本质应如何界定。


孔子曾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论语》谓“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孔子且尝自述“五十而知天命”,凡此皆与“天道”相关,否则何来“知命”“与命” (此“与”字,此姑取“赞许”义) 之言?不过这些话都不易懂。如果我们讲孔子思想,讲义理,这几章不会解,那么距离理解孔子思想,必然仍很遥远。孔子论“性”时说“性相近,习相远”,这话讲得最对。不管今天讲儒家哲学、道家哲学、墨家哲学、法家哲学、西洋哲学都一样,如果我们没有一“相近的人性”作为讨论的基础,就无从谈起。不过我们有一点须特别注意:孔子说的是“相近”,而非“相同”。


宋人之“二重性论”,明显受佛教区分“净”“染”的影响,然而宋儒与佛家“净”“染”之说并不相同。因就大乘法之圆教论,虽“染以净为体”,“净以染为体”,“染”不具“本质性”;“惑业种子”因“熏习”生,故最终可以舍除 (即:据染性而说,无一净性而非染,即是自体为能障,自体为所障,自体为在障。就净性而论,无一染性而非净,即是自体为能除,自体为所除,自体为出障) 。宋人依二重之论而分之“天地之性”“气质之性”,则是将“净”与“染”之二分,转换成“性”与“气”。这一说法,其后发展成朱子“理”“气”二分之说,于是说二者“不离”“不杂”。所谓“不离”“不杂”,类比于佛说,相似于“真如”有“不在缠”与“在缠”。唯依佛义“证智”言,“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二者同一,理学家则无此说。


(二)先秦儒、道思想中的“心体”概念与孟子“性善论”中所蕴含之“目的性”


但是这一过程是如何发展来的呢?孔子于“性”字未尝细讲,可是到了孟子、荀卿,皆不得不论。宋朝人说,孟子讲“性”,乃是“依‘命’论性”。“依‘命’论性”,是在“心”的层面说“性”的可能,将问题导向了“心体”。但孟子并未在“心体”上,实说“性体”。也就是《孟子》书、《庄子》书,乃至传本《老子》,都说到了“心体”的实质内涵,却并没有建构“性体”的概念。因为如果不讲“心体”,“知识”“义理修行”都无法开展;遑论更高的“精神境界”。所以依“命”而论“性”,舍去“气质差异”,可以于“心”的“体”“用”义,区别“能”“所”,探知智慧的极致。至于“性体”,则因牵涉“性”义的形上根源,故超出了“命”字的层次。


《孟子》 孟子 著 方勇 译

中国书局 2010年6月


孟子讲“心”的功能变化,有“从其小体”与“从其大体”之分。“性”无分于“小”“大”,而是人有系于小体的“食色之性”,与系于大体的“仁义之性”。但若没有了“心体”,就不会有“良知”,也就不会有可以充实的“善”。就哲学来说,孟子曾谓:“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这句话不易明白,因为我们如比照推论,是否亦可说:“乃若其情则可以为恶,是所谓恶也”?于是我们从哲学的论据上分析,为他的说法找依据,《孟子》乃至于《中庸》所谓“天命之谓性”,在建构的理论基础上,须先有一隐含的“预设”在内。这一预设,用西洋的哲学的术语来讲,称作“目的因” (final cause) 。意即:整体宇宙,无论于何起源?如何生成?如在本质上,确然存在一“终极目的”,则此预储的“目的之因”,便会决定一切衍化的“趋向”;至少亦预示着最终的“可能”。 因此若在一种哲学观点中,将“人”安放于变衍的“终极位置”,认为“人”的出现,即是一切存在“最高价值”的实现,则“人”作为“生命状态”的“存有” (being) ,就展显了一种“目的性” (finality) 。而这番推论,也就解答了,为何照《孟子》的推理,可以导引出“性善”之论,却无法援用同样的句式,主张“性无善恶”。正因孟子在预设中,实际具有此种隐含的“目的因”,所以他在论述中,援用了“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的比喻,认为“善”是符合人心之自然趋向的。孟子与子思此种“论性”的理路,皆是就“存有”的本质论,而非只就“存在” (existence) 的现实面着眼。宋以后,理学家的立场,基本上就是延续着《中庸》《孟子》的思路、理据,所以最终将两部书拿来与《论语》《大学》合在一处,集结成《四书》。自此,中国经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朱子教人,主张应先读《四书》,熟悉其中的义理,立定脚跟,然后再深入《五经》。


(三)荀子的心性论及其与道家有关文明理解之差异


接下来,戴先生谈到了《荀子》的相关问题。戴先生认为,中国古今学术中,有些部分始终没有讲清楚,其中之一就是《荀子》,其中有太多值得重新研究的地方。《荀子》讲“性”,部分受道家的影响,因为他以“天之就”“性之质”“情之应”论“性”之为“性” (即所谓“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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