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他的年谱里有一段对王韬的回忆很有意思：“韬师住四马路十路……韬师谈论甚豪,论天下大势,历两时许,滔滔不绝。”第二天他又请外祖父吃饭，“并赠著述十数种，以后往见数次，几曾嘉许，颇得教益，并尝通书后，对于八股文不必看得太重，务必多读史书，认识世界大势，为立身行己基础。功名问题，可以坚决放弃”。这里记述了我外祖父受王韬那一代的影响，老师强调的是：八股文不要看得太重，要多读史书，认识世界大势。这是一种非常开阔的眼光。
后来我外祖父成为维新派人士，最早在杭州办白话报，开办安定学堂，然后又担任浙路公司公务科长。办学堂，办报纸，修公路，这都是开时代风气之先的。以后他做了大清银行的秘书官，他的日记记载了辛亥革命时大清银行界对革命的反应，我看了觉得很有史料价值。以后他又创办浙江兴业银行，担任董事长，五十六岁时完全退休。可以看出他是早期维新派人士，而且又较早投身中国银行界，应该是江浙实业界的一个代表人物。
我的父亲天鹤先生是安定学堂第五届毕业生，外祖父把长女嫁给自己的得意门生。我的母亲从小受西式教育，请英语老师教英文。父亲后来大概是1906年或1908年去美国留学。他先是考取了清华学堂预科，然后从清华毕业后到美国康乃尔大学学农科。胡适也在那里学农科，他应该是胡适同学。
我曾谈过20世纪初有两次留学高潮：第一次是包括鲁迅在内的留日学生，主要学习社会科学，学军事，学政治；第二次高潮是我父亲这一拨留美学生，主要学习自然科学。那时著名自然科学家竺可桢，语言学家赵元任等都是我父亲的朋友。他们发起组织自然科学家团体，办《科学》杂志,我父亲是最早发起人之一。我曾经研究过他们的《科学》杂志。当时在中国比较早提倡民主科学的，一个是《新青年》，另一个就是《科学》杂志。我们过去对自然科学这一块不够重视,其实真要研究“五四”,自然科学家是不能忽视的。
我父亲基本主张农业治国,是农业方面的专家。后来“好政府主义”成为这批知识分子的共同追求,强调要改变中国面貌必须进入体制内,这与我们今天某些知识分子的思考非常接近。1928年后，国民党也试图走专家治国的道路，有一批专家进入国民党政府机构内，我父亲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参加国民党政府，在抗战时担任国民党政府农林部的常务次长，相当于今天主持业务工作的副部长。我父亲主持全国农业有十五年之久，在抗战时期对大后方农业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