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观点总结
中国正加速发展多样化的国际化社区，其治理对于探索复杂社区治理、推动形成更具包容性的城市发展形态具有前瞻意义。政府通过开放的创新意识、党群政治资源、与社会组织和专业机构的合作，解决社会治理难题，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具体的社会治理效能。中国的国际化社区治理不仅丰富了中国国家治理的路径与经验，也为解决多元化社会治理难题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国际化社区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从特殊主义到发展主义的转变，体现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变化和对外交往的拓展。当前，中国正积极利用党群资源，探索试点改革，加强政策引导，推动国际化社区治理创新。
关键观点总结
关键观点1: 国际化社区治理的重要性
国际化社区治理对于探索复杂社区治理、推动形成更具包容性的城市发展形态具有前瞻意义，有利于将中国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具体的社会治理效能。
关键观点2: 政府角色与治理策略
政府通过开放的创新意识、党群政治资源、与社会组织和专业机构的合作，解决社会治理难题，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具体的社会治理效能。
关键观点3: 中国的国际化社区治理经验
中国的国际化社区治理不仅丰富了中国国家治理的路径与经验，也为解决多元化社会治理难题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关键观点4: 国际化社区的形成与发展
国际化社区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从特殊主义到发展主义的转变，体现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变化和对外交往的拓展。
关键观点5: 当前治理挑战与探索
中国正积极利用党群资源，探索试点改革，加强政策引导，推动国际化社区治理创新。
正文
第二种模式是的新中国建立之后的“国际化社区”，这一时期国际化社区的主要成员是同中国建交的国外使领馆人员以及援助中国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苏联专家，在这一时期仍然实行某种程度的“例外主义”，但有所不同的是，这些外国使领馆人员和外国专家的社区已经被纳入了中国政府的管理体系，只是主动采取了优先保障、特殊对待的政策，因此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优先主义”导向的国际化社区。在计划经济时代，针对外国人社区的管理和服务在某种程度上实行的是计划供给模式。例如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的建国门外永安里一带建立的第一使馆区，其中就包含了集工作与生活一体化的外交人员专属社区，这些外国使领馆人员的居住地点和后勤服务均由中央专门机构提供。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聘请了大量苏联专家来华协助政府进行管理，苏联顾问、专家和技术人员来华对于国民经济的恢复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据统计,1949年至1960年到中国工作过的苏联顾问和专家总计超过18000人次。[3]在许多大城市地区，地方政府专门为外国专家设计建造了“专家楼”，为了搞好对苏联专家的接待工作，有些地方还特意选择在风景秀丽的地方营建欧式建筑构成的社区。
第三种模式是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形成的早期国际化社区，这是一种基于
“发展主义”导向的国际化社区形态。改革开放以来，为了搞活地方经济、招商引资、支持产业发展，由地方政府推动形成的高端化国际社区，例如上海浦东金桥开发区经营的碧云国际化社区，北京顺义发展起来的后沙峪国际化社区，天津为吸引港澳台投资商发展起来的梅江国际化社区等。从当时社区建立和管理的方式上可以看到政府“有形之手”的积极干预，政府主动划拨土地、主动开发推进、开放高端物业。
很显然，这些社区的营建和管理，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吸引高端产业和人才要素资源，通过专门筹建高标准的国际化社区，形成对高端产业和人才的吸引力，这种理念的特点是经济功利主义、高端要素导向以及精英化治理导向。
事实上，这些早期的国际化社区，在后续的管理方面，除了极少数国际化社区是由政府直接管理——例如上海浦东金桥公司作为上海市管国有资产公司承办国际化社区，大多数社区建设和管理业务都交给了市场，由物业公司向这些社区提供高端化的服务。[4]相应地，政府对这些国际化社区的介入则十分有限，监管主要局限于治安出入境管理和基本社区服务，治理体制和管理机制创新十分有限。国际化社区的居民也主要通过购买方式从市场获得各类高端服务，国际化社区同本地居民社区基本区隔开来，而本地公共服务系统对外籍人员的包容性也十分有限。[5]
但是随着中国的经济崛起和社会发展，中国境内的国际化社区类型日趋多样化。从当下经验来看，中国的国际化社区类型已经远远不仅局限于外交人员构成的外交型社区，以及改革开放初期为吸引投资而设立的专门服务境外高端人群的社区类型。实际情况是，在广泛的对外交往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新外交元素型——以北京朝阳麦子店社区以聚焦于去特殊化、推动外交人员与本地社区融合为代表，产业集聚型——以杭州高新开发区以推动国际化创新创业社区空间体系为代表，教育辐射型——以北京五道口国际化社区以及杭州西湖区“环浙大”国际化社区为代表，商业生态型——以深圳福田区香蜜湖东海社区以及杭州江干区钱江街道钱塘CBD商区以推动大型商业楼宇带动的国际化社区多元生活方式和文化的全面融合为代表，族群杂居型——以深圳南山蛇口街道以实现83个国家外籍人口构成的复杂社区的稳定治理为代表，族群聚居型——以北京朝阳区望京街道形成的约3万韩国人聚居的社区、深圳福田区香蜜湖社区约8万韩国人聚居的社区、广州三元里一带形成的以1.6万非洲裔黑人社区为代表，中外融合混居型——以杭州西湖区文鼎苑推动外籍人员同本地居民融情共建为代表。
类型多样的国际化社区的兴起，不仅体现了中国的社会结构正在发生巨变，也反映了中国社会治理转型的成效和新的政治文明形态的变迁。当前在中国大都市地区形成的大规模、多样化的国际化社区，已经不再局限于原有的政府主导干预的结果，在有些条件下反而是政府暂时性放任监管和规划缺失的结果，聚居人群的构成也不再仅局限于外事人员或国外高端人群，越来越多的国外和境外的普通人来到中国大陆地区投资、工作、生活。总体来看，
国际化社区形成的动因，逐渐从政治因素转向经济因素主导，从经济因素转向社会发展和文化辐射驱动。
社区类型和动力机制的演变，是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变化和对外交往的持续拓展的结果，也是中国大都市地区国际化元素的加强与提升的结晶。
在一定意义上，这些新型的国际化社区可能不再是一种社会形态和城市管理的“例外”，
而是代表了中国大都市地区、城市核心区持续建设发展的蓝图和方向，目前这些国际化社区所呈现的面貌，可能是未来中国大都市地区继续发展下去的缩影
。国籍多样化，文化多元化，需求多样化，将是中国城市化发展和社区建设走向更高阶段、更高品质的必然方向。从目前北京、上海、深圳等地区国际化社区发展来看，外籍人口来源更加多元，聚居层次更加多样，人员结构更加复杂，需求更趋丰富，除了传统过的通过外事、商贸、产业带动高端人才要素聚集之外，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人口到中国定居、“寻梦”，他们对本地政府在公共服务、基础建设、社会治理、文化生活等方面也提出了广泛的需求，增加了公共产品供给的层次性，这些因素大大改变了国际化社区治理的内涵和要求。
相比较于国际化社区本身带来的人才和经济红利，它们所带来的问题和挑战同样具有普遍性和前瞻性，产生更多互动成本和治理技术方面的需求。国际化社区扩大后，随之而来的是管治制度和治理能力的挑战。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在社会治理领域，中国是否具备开放、文明且与时俱进的治理理念，是否具备治理大型多元化社区的经验，是否具备使各国家、族群、文明融合一体形成和谐共处的能力？
国际化社区成为一块试金石，不仅考验着中国地方当局的社会治理能力与水平，而且探测了中国向世界发出的有关构建人类政治共同体和实现文明共存的庄严承诺的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