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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辉煌的中国经济奇迹背后，人们往往忽视的却是“中国故事”中的另一个同等重要、却亟待解释的现象，即：面对如此复杂、剧烈而又深刻的社会经济变革大潮，以及动荡不安的国际政治环境，中国共产党如何在二十一世纪保持国家基本政治和社会秩序的总体稳定？这个西方学者所迷惑不解的独特现象──即，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在经济社会格局急速变动下得以保持政治稳定──正是笔者过去十余年来通过在我国基层社会所进行的大量田野调查研究所试图解释的、中国故事中的“第二个奇迹”。
转型与稳定
传统西方政治学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在剧烈社会变革中保持社会政治秩序稳定的能力从来不抱乐观态度。西方政治学家们往往认为：首先，剧烈的社会经济变动必然改变发展中国家政权对社会和人口施行有效管治的内外环境。快速的经济成长、急速的现代化或城镇化都无一例外会对既有的社会结构、阶级结构和主流意识形态造成极大冲击；社会经济层面的剧烈变化和随之而来的利益关系调整，会极大加剧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张力和摩擦，并不断加深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
同时，传统政治学认为发展中国家往往在国家能力上存在短板。国家治理能力的不足，使得政权在适应剧烈社会经济变化方面的行动裕度有限；这种能力欠缺反映在日常政治层面往往就表现为政府面对社会利益格局的快速变化往往措手不及，行动迟缓，致使矛盾激化，政权认受性受损，最终威胁到国家政治秩序的稳定；甚至在大规模、突发性群众运动来临时应接不暇、进退失据，造成政权倾覆。
因此，在西方政治学看来，发展中国家的高速经济增长势将无可避免伴随着政治动荡、社会撕裂、国家失能和革命浪潮；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似乎是永远不可并肩而行的两个相互排斥的过程，整个二十世纪西方的理论和实践似乎也未能对此提供成功的解决方案。
的确，世界历史表明，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对于既有政治秩序的影响确实是具有威胁性的。首先无论是经济腾飞、现代化还是市场经济转型，这些重要的经济社会转型都往往带来社会阶层关系的急剧变化、利益的重新分化组合、社会组织方式的重整，转型过程中不断涌现的新的阶级阶层和压力团体在政治版图上日益跃升，新的经济要求、社会要求、政治要求日益多样，新形式的大规模群众运动不断获得集结机会和空间，新的价值体系和政治论述也初现端倪。
其次，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转型也必然导致国家旧有的、赖以实施管治的资源基础和控制手段发生变化。简而言之，当政治国家不再能够像计划经济下那样完全控制每个社会成员的衣食住行，政权也日益需要因应新的权力基础，对旧有的控制手段、管治方式和政治话语进行适时的调整和革新。
第三，经济、社会的全球化和政治国家主动的对外开放也必然带来外部世界对国内政治影响和干预的常态化，以及外来价值观体系的传播对国家意识形态和文化格局的侵蚀。这些新变化和新情况，都无可避免对政治国家及其维护的政治秩序带来巨大威胁，政治不稳定也因此成为处于经济社会快速转型的发展中国家的常态。
就国际环境而言，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从东欧、中亚到中东地
区，以“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为名的反政府运动浪潮给有关各国政权带来了巨大的冲击；革命浪潮过后，政权易手、社会纷乱、战端频仍。同期，逐渐高涨的激进伊斯兰宗教势力、恐怖主义势力和分离主义势力对包括中国内的全球各国形成日益严重的日常威胁。从巴黎到安卡拉，从伦敦到新德里，世界总体政治在内外因素影响下处于很不平静、极不稳定的状态。另一面，奥巴马时期美国的“重返亚洲”政策以及特朗普主义下美国外交的不确定性更进一步加深了全球政治和军事形势的不稳定程度。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在极为复杂的国际和国内环境下如何保持上层建筑的高度适应性和国家基本政治秩序的稳定性就成为了国际学术界急于希望寻找答案的重要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