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二十岁的马蒂·弗里德曼在沙漠上
新京报：这本书的目标之一可能是抵抗公众的健忘。在你看来，每每提及中东的战争，是什么造成了大众普遍的遗忘？
马蒂·弗里德曼
：这本书的希伯来语版本刚刚出版，你所说的确实是这本书的主要目的之一：提醒以色列人铭记这些事件，为这件事的重要性据理力争。尽管除了以色列之外，我不会责备任何不关注它的人。因为中东极为复杂，冲突频仍。直到今天，我也认为，以色列之外的任何人都没有绝对充分的理由去关注南瓜山，或者这场战争中的任何一次冲突。希望在《南瓜花》里我能提供关注它的原因。
新京报：回顾过去，战争带给你的变化有哪些？又是如何塑造或重塑你的个性、思想和价值观的？
马蒂·弗里德曼
：我的军队生涯教会我很多事：你比你自己想象的更行，友谊的重要性，承担责任的价值。这并不是说我很享受这段经历——当然没有。但在守卫边境的那些年，哪怕是自己承担的一点小角色，我都为自己骄傲。哪怕是在最艰难的时刻，我都没有放弃。
新京报：战争是如何影响到你对生死的态度的？
马蒂·弗里德曼
：那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还很年轻，以为自己不可战胜。时至今日，当我快四十了，而且做了父亲，才理解万事万物的脆弱，理解军队里生与死之间“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的含义。
一毫米，一刹那，一个决定你去这里而不去那里的上级决定，都会左右你的生死
。我在书中提到，多年之后，当我在一间安然无事的房间里讲述它们，我才为年轻时的自己感到后怕。这种感觉很难形容。
我要在离开部队的日子里燃烧生命
以急如星火的态度生活
如饥似渴地认识这个世界
因为你知道
生死难料
作为纪念的文字
化悲剧为善美的力量
新京报：从什么时候决定将自己在南瓜山的经历付诸笔端？哪些事件或生活中的转折促使你写下这个故事？
马蒂·弗里德曼
：差不多十七年前，2000年的春天，我从军队退役，那时决定南瓜山的故事应该写成书。我尝试着写，但因为太过年轻，对这些事件没有什么看法，所以结局自然不理想。随着岁月推移，年岁增长，慢慢有了经验。四五年前，我重新回到这个故事。那时我做记者已经有段时间了，也出版了一本书。这一次，事成了。
出版《南瓜花》的原因之一，是因为这个故事不只关于以色列，而是很大程度上诠释了21世纪的世界。现代战争的诸多面向，都脱胎于我当兵时所见证的那段时期。当然，这个故事所叙述的事和文学本身一样古老：一个年轻人被迫离开故乡，被置于一个让他困惑又危险的境地。我希望那些对以色列和中东提不起兴致的读者，这本书也有一定意义。
新京报：写作的过程中，你采访了许多曾在南瓜山驻守的士兵和他们的家人。可否介绍一下你是如何搜集相关材料和进行采访的？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或挑战？什么事给你留下较为深刻的印象？
马蒂·弗里德曼
：以色列是一个非常小的国家，所以我采访了一个兵，他就会给我另一个兵的电话号码，而另一个兵又会给我下一个人的邮件地址，以此类推。采访的时候，我会带上我的录音笔，有时候也带上我自己的照片——为了唤起他们的记忆，因为我问的事大多年头太久。我和他们聊上几个小时，回到家，抄录整理好采访录音。到最后我的采访记录差不多有几百页。
至于印象最深刻的——很难抉择。这个故事涉及非常多的人，他们曾克服艰难险阻，拒绝放弃，顽强到近乎固执。但非要选一个，我或许会选Yossi和Raya Ofner，他们是阿维的父母。阿维是我这本书中的一个重要人物。每年他们会以纪念阿维的名义，带队徒步旅行长达几周，数千人参加。这些人来自全国各地，有着不同的宗教和身份背景。这个项目很了不起，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绝好的范例：人可以化悲剧为善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