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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我19岁,我走进了战场

新京报书评周刊  · 公众号  · 读书  · 2017-03-10 09:00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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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岁的马蒂·弗里德曼在沙漠上


新京报:这本书的目标之一可能是抵抗公众的健忘。在你看来,每每提及中东的战争,是什么造成了大众普遍的遗忘?

马蒂·弗里德曼 :这本书的希伯来语版本刚刚出版,你所说的确实是这本书的主要目的之一:提醒以色列人铭记这些事件,为这件事的重要性据理力争。尽管除了以色列之外,我不会责备任何不关注它的人。因为中东极为复杂,冲突频仍。直到今天,我也认为,以色列之外的任何人都没有绝对充分的理由去关注南瓜山,或者这场战争中的任何一次冲突。希望在《南瓜花》里我能提供关注它的原因。

新京报:回顾过去,战争带给你的变化有哪些?又是如何塑造或重塑你的个性、思想和价值观的?

马蒂·弗里德曼 :我的军队生涯教会我很多事:你比你自己想象的更行,友谊的重要性,承担责任的价值。这并不是说我很享受这段经历——当然没有。但在守卫边境的那些年,哪怕是自己承担的一点小角色,我都为自己骄傲。哪怕是在最艰难的时刻,我都没有放弃。

新京报:战争是如何影响到你对生死的态度的?

马蒂·弗里德曼 :那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还很年轻,以为自己不可战胜。时至今日,当我快四十了,而且做了父亲,才理解万事万物的脆弱,理解军队里生与死之间“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的含义。 一毫米,一刹那,一个决定你去这里而不去那里的上级决定,都会左右你的生死 。我在书中提到,多年之后,当我在一间安然无事的房间里讲述它们,我才为年轻时的自己感到后怕。这种感觉很难形容。



我要在离开部队的日子里燃烧生命

以急如星火的态度生活

如饥似渴地认识这个世界

因为你知道

生死难料


作为纪念的文字

化悲剧为善美的力量

新京报:从什么时候决定将自己在南瓜山的经历付诸笔端?哪些事件或生活中的转折促使你写下这个故事?

马蒂·弗里德曼 :差不多十七年前,2000年的春天,我从军队退役,那时决定南瓜山的故事应该写成书。我尝试着写,但因为太过年轻,对这些事件没有什么看法,所以结局自然不理想。随着岁月推移,年岁增长,慢慢有了经验。四五年前,我重新回到这个故事。那时我做记者已经有段时间了,也出版了一本书。这一次,事成了。


出版《南瓜花》的原因之一,是因为这个故事不只关于以色列,而是很大程度上诠释了21世纪的世界。现代战争的诸多面向,都脱胎于我当兵时所见证的那段时期。当然,这个故事所叙述的事和文学本身一样古老:一个年轻人被迫离开故乡,被置于一个让他困惑又危险的境地。我希望那些对以色列和中东提不起兴致的读者,这本书也有一定意义。

新京报:写作的过程中,你采访了许多曾在南瓜山驻守的士兵和他们的家人。可否介绍一下你是如何搜集相关材料和进行采访的?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或挑战?什么事给你留下较为深刻的印象?

马蒂·弗里德曼 :以色列是一个非常小的国家,所以我采访了一个兵,他就会给我另一个兵的电话号码,而另一个兵又会给我下一个人的邮件地址,以此类推。采访的时候,我会带上我的录音笔,有时候也带上我自己的照片——为了唤起他们的记忆,因为我问的事大多年头太久。我和他们聊上几个小时,回到家,抄录整理好采访录音。到最后我的采访记录差不多有几百页。

至于印象最深刻的——很难抉择。这个故事涉及非常多的人,他们曾克服艰难险阻,拒绝放弃,顽强到近乎固执。但非要选一个,我或许会选Yossi和Raya Ofner,他们是阿维的父母。阿维是我这本书中的一个重要人物。每年他们会以纪念阿维的名义,带队徒步旅行长达几周,数千人参加。这些人来自全国各地,有着不同的宗教和身份背景。这个项目很了不起,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绝好的范例:人可以化悲剧为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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