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右二为港湾时期的李一男
李一男对华为的产品和市场优劣势十分清楚，港湾在市场上迅速攻城略地，屡屡夺标，销售额很快破亿。
一边在市场中与华为竞争，港湾还一边到华为挖人。2001年，在高薪、期权的各种诱惑之下，上百号华为核心研发人员加盟港湾。发展到后期，港湾的挖人手段愈来愈大胆。有媒体披露：港湾会先私下收买华为市场和研发部门的核心骨干，然后这些人并不离开华为，而是回避港湾的相关研发领域和目标市场。港湾甚至还收买了华为北京研究所的一个员工，由其利用华为资源进行研发，然后和港湾共同成立合资公司。
任正非后来回忆说，2001年至2002年，华为处在内外交困、濒临崩溃的边缘，公司很多人效仿港湾，在风险资本的推动下，合谋偷盗公司的技术和商业秘密。彼时的华为，散发着“末日”的气氛，很多人喊着“资本的早期是肮脏的”口号“叛逃”，华为摇摇欲坠。
从华为出来的人，大多数选择了创业，他们运用华为的技术，模拟华为的运作，蚕食华为的市场。
2002年，华为历史上出现了第一次负增长。
任正非想不通，在他看来，权力、利益（员工持股达90%以上）、舞台、甚至真情，他都给了员工，而这些人却选择背叛，他痛苦，更迷惘。但任正非没想到的是，不久之后，更大的痛苦突然而至。
最亲的人遭遇横祸
任正非出生于贵州省安顺地区的苗族自治县，父母都是谨小慎微、辛苦勤勉的教育工作者。任正非兄妹七人，他是老大，家中孩子多，收入少，生活本就十分清苦，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更是雪上加霜。任正非经常看到母亲月底到邻里去借2-3元度饥荒，很多时候走了几家也未必能借到。
任正非出生于贵州省镇宁县的一处贫困山村中
“文革”中，任正非的父亲被打为右派，中央下文控制右派的生活费用不得高于15元，各级造反派又层层加码，真正到手的生活费不到10元。
任正非后来回忆说：“妈妈那么卑微，不仅要同别的人一样工作，而且还要负担七个孩子的培养、生活。煮饭、洗衣、修煤灶……什么都干，消耗这么大，自己却从不多吃一口。我们家当时是每餐实行严格分饭制，控制所有人欲望的配给制，保证人人都能活下来。不是这样，总会有一个、两个弟妹活不到今天。我真正能理解活下去这句话的含义。”
高考前，任正非在家中复习，经常饿得头晕眼花，实在忍不住了，他就用米糠和菜烙着吃。母亲得知后，为了让他安心学习，每天塞给他一个小玉米饼，而任正非很清楚，这都是从父母嘴里省出来的粮食。任正非说：“我能考上大学，小玉米饼功劳巨大。如果不是这样，也许我也进不了华为这样的公司，社会上多了一名养猪能手，或街边多了一名能工巧匠而已。”
任正非在高中毕业前，从没穿过衬衣。上大学时，母亲送给了他两件衬衣，但是任正非却难过地哭了，因为他知道：每人每年仅0.5米的布票，自己有了衬衣，家人会更困难。
“我的不自私也是从父母身上学到的，华为今天这么成功，与我不自私有一点关系。”
创办华为初期条件艰苦，任正非没有条件照顾父母；等到华为有了规模，面临的事情错综复杂，更是没有时间照顾父母。
2001年1月8日，任正非的母亲在昆明买菜时遭遇车祸。因为身上没有带任何证件，只装了十几块钱，被当作无名氏送到医院抢救。直到中午，任正非的妹妹发现母亲未回，急忙寻找，才知道发生了车祸。而此时，任正非正跟随国家领导人在伊朗访问。得知消息的他心急如焚，因为没有直达昆明的航班，任正非多次转机，在巴林又遇雷雨，前后耽搁近9个小时，到曼谷时又延误了10分钟，没有赶上最快一班回昆明的飞机。
等任正非回到昆明时，病床上的母亲已撒手尘寰。
母亲去世前，给任正非留下了几万块的存款，在她的观念里，做生意不会总是一帆风顺，攒一些钱，以后用来救任正非。
往年春节期间，任正非都在国外拜访客户，因为中国过节时，国外客户往往上班，2001年，他下定决心，春节要好好陪陪母亲，长这么大，他还没好好陪过自己的母亲，但春节前半个月的车祸，却让这一小小的心愿化为泡影。
子欲养而亲不待，曾经繁忙、抽不出时间等缘由，令任正非万分痛苦与自责。《华为基本法》的草拟者之一，人民大学教授彭剑锋后来披露：“这件事对任正非打击极大，在老任看来，企业做这么大，关键时刻，连母亲都照顾不了，他非常痛苦。”
国际诉讼
失去至亲的任正非，工作上也面临重重磨难。员工出走事件仍是悬梁利剑，国际战场上，初出茅庐的华为又迎来不速之客。
2002年12月，通讯巨头思科全球副总裁“造访”华为，思科提出华为侵犯了其产品知识产权，要求华为承认侵权、赔偿，并停止销售产品。面对咄咄逼人的思科，华为思考再三后决定：可以停止销售有争议的产品，但绝不接受侵权的指责。
彼时的华为刚进入国际市场3年，承认侵权必定给品牌形象带来巨大损害，无异于自毁长城。但华为的提议远远满足不了思科的胃口，双方不欢而散。
作为国际市场的青涩选手，面对一个全方位碾压自己的重量级对手，华为选择了息事宁人，将已经在美国销售的十几台争议产品悉数回收。华为的示弱举动，却被美国媒体和思科看成做贼心虚，各种指摘纷至沓来。
思科总裁钱伯斯
在美国媒体看来，“侵权几乎是中国企业的标配”。美国舆论更是认为：落后的中国不可能制造出高科技产品，即便有，一定是靠模仿、抄袭、侵权制造的。
这种长期形成的狭隘观念，使得美国业内一致认为华为偷了思科的技术。
美国一家网站称，华为与思科的产品在外观、编号、功能上极为相似，思科的工程师不用看说明也可以直接使用华为的产品。思科更是声称，旗下软件中的BUG，同样出现在华为的软件中。
在中国，不少知名媒体初期也都相信了思科的一面之词，认为华为侵犯了思科的知识产权。
通过制造舆论，未审先判地指责华为是“小偷”后，思科磨刀霍霍，准备在美国向华为提起诉讼。
而此时，他们唯一担心的就是中国政府的反击，因为中国市场同样是思科重地。
为此，思科的副总裁特地拜访了信息产业部和深圳市政府，表明思科“捍卫”专利技术的决心，希望得到理解与支持。为了向中方施压，思科利用媒体和舆论，将此次事件上升到“考验中国政府保护知识产权的决心”高度。
很快，思科赢得了想要的结果，信息产业部一位官员表示：“政府不会给予华为政治上的帮助。”
2003年1月24日，思科在德克萨斯州联邦法院对华为提起专利诉讼，诉讼内容长达77页。
思科在全球的近百位新闻发言人，也在第一时间将不利于华为的信息发布给媒体，并警告华为的潜在客户，不要购买华为的产品，以免带来连带赔偿。
不善公关，又奉行远离政治原则的华为很清楚：一旦思科诉讼胜利，华为将在未来很长时间无法进入美国，在国际市场上也将陷入思科的步步阻击之中，华为的国际化之路将可能因此而破灭。
2003年，在欧美市场，很多客户都暂停了与华为的合作。而此时，港湾在国内也频频“抢食”华为的市场，任正非内外交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