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0年的中华文明，为何正在走向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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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宋灭亡前夕，士大夫阶层是异族入侵最坚决的反抗者，扬州李庭芝、湖南岳麓诸生、江西文天祥、崖山陆秀夫等皆死国难；在明朝灭亡前夕，在南明的军人和朝廷几乎全部投降之后，寓居民间的士大夫阶层最早产生了强烈的文明认同意识，进行了最激烈的抵抗，陈子龙、夏允彝夏完淳父子、钱肃乐、张煌言、刘宗周、朱大典、黄道周、张同敞等皆以民赴军，或死难或殉国，毁家纾难不可计数。

实际上，即便士大夫阶层迫于武力投降，也依然会成为文明的维护者和保养者。明亡之后，王夫之沾血泪以秉之孤忠、顾炎武慨然恨天下之兴亡、黄宗羲做《明夷待访录》、吕留良义不帝清发愤复明、朱舜水远赴东洋传播中国文明，诸生皆著书立说以蓄来者，使得中华文明得以延续和传承 （如同伊儿汗国蒙古征服者统治下的波斯伊斯兰阿訇、金帐汗国征服下致力于文明复兴的俄罗斯神甫）

事实上，士大夫阶层之所以如此捍卫忠诚于中华文明，原因就在于，一旦其所属的中华文明消亡，中国之农民依然可以是农民，中国之商人依然可以成商人，中国之武人依然可以做武人，但士大夫阶层则会一文不值，无片刻谋生之余地，即利益捆绑迫使士大夫坚决捍卫中华文明的存在——这一点，就像伊斯兰教的阿訇、基督教的牧师所起的政治作用—— 如果征服者不接受被征服地文明，则面临被征服地文明利益阶层的激烈反抗，从而无限提升其统治成本，但是一旦征服者接受被征服地文明，也就意味着征服者自身将面临被同化的命运 （清初摄政王多尔衮固然可以开科取士笼络之，但这也注定了满族被同化的命运） 。

不过，随着士大夫阶层的消亡，如今的中华文明已经丧失了自身文明的坚定布道者和发扬者，这个曾经一度辉煌的东亚原生性文明实际上正处于青黄不接的枯水期——就像在台湾香港看到的那样，当最后的士大夫钱穆和他思想死亡之后，他所构建的港台华人中华情节也逐步衰亡。

士大夫的精神世界让文天祥对宋朝的灭亡产生了强烈的痛苦、自责和悲愤，他在临死前写下了自己对于中国文明的责任感，“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至仁。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1645年，清军入杭州，大儒刘宗周叹息年老无为，慨然绝食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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