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我只懊悔一件事,我不应该用母语[英语]写作这本小册子,如果不用母语,我就不会面对本国的读者,他们往往对自己的状况无知,却嘲笑他人的不幸。
用只有少数读者熟悉的外国语言来写作,显然是面对粗心又武断的读者时所能采取的简单方法。然而,这不是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中选择的解决方案。在离婚小册子事件过去没多久,弥尔顿再次用母语写作,而且选择了一个令人焦虑的话题——出版自由。仅从传记的角度来看,人们可能想知道他是如何做到这一点并逃脱了惩罚。事实上,他做得极其成功,他最有名的传记学者马森(David Masson)记载了他的小册子造成的“非常可观”的影响,而且称赞弥尔顿在英国“推动了人们围绕宽容以及对自由思想和自由出版权利的要求展开激烈论争”。早期的弥尔顿传记学者托兰德(John Toland)记录了一位审查官被弥尔顿的作品深深打动,甚至辞掉了自己的工作。马森也记载了类似事件。历史学家麦考利(Macaulay)在一篇关于弥尔顿的论文中提到“《论出版自由》崇高的智慧”,他似乎把它视为弥尔顿最优美最富影响力的散文作品。虽然这本小册子没有对它直面的观众——议会——产生实际影响,因为这个出版许可令并没有被撤销,但是,它在当时以及后世都得到了普遍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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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尔顿(John Milton,1608—1674)
从20世纪自由民主制的角度来看,关于审查制度的争论已经变成几乎是专门针对色情和淫秽内容而展开的辩论,而这本《论出版自由》引起最多回响的句子也许是:
误杀好人和误禁好书同样容易,杀人只是杀死了一个理性的动物,破坏了一个上帝的像;而禁止好书则是扼杀了理性本身,破坏了瞳仁中的上帝圣像。(页6)
让我有自由来认识、发抒己见、并根据良心做自由的讨论,这才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页52)
摆出一个许可制的窄桥让挑战者通过,这在战争中也许很勇敢,但在真理的战斗中却是懦弱和胆怯的表现。(页54)
这样的论辩非常简单,很容易被当代读者掌握:如果你审查书籍,那么你不可避免地剥夺了他人的知识和真理,而每个人都应该有平等的机会接触知识和真理。然而,当我们把以上这些值得纪念的引言放入历史和文学的语境,它们就非常类似前文引用的施特劳斯所谓的“以简洁、活泼的文风写下的三四个句子”。
二十世纪自由主义观点使我们现在阅读这本小册子时,始终以这些高调但简短的修辞性瞬间为依据,作为对完全出版自由的激烈辩护,而排除了大部分的争论。为了纠正二十世纪自由主义读者的偏见,恢复弥尔顿的艺术性并且对其有深入理解,我们需要认识到,从始至终,这本册子都认可一种对任何自由主义体制内的成员来说都非常严厉的审查制度,这种审查制度对当代人来说并不陌生:
我不否认,教会与国家最关切的事项就是注意书籍与人的具体表现,然后拘留、监禁并严裁作恶者。因为书籍并不是绝对死的东西。它包藏着一种生命的潜力,和作者一样活跃。(页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