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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日上午的模拟考试结束后，杨维和我在这个精确到分的时间碰面，因为这是他整整一周中唯一的空闲时间，而且仅有三个小时。现在离高考只有69天了—镇里各处都能看到倒计时器—杨维已经进入了最后的疯狂冲刺阶段。
下午，他的父亲也到了，还有他的同乡同学、最好的朋友曹英生—所有人都挤在这个勉强够放一张上下铺、一张书桌和一个饭锅的狭小空间里。这间房的租金很高，可以和北京市中心的地段媲美，但这只是父母为了培养独子成为家里第一个大学生而做出的部分牺牲。
杨维的母亲林佳敏辞去了制衣厂的工作，来支持他最后一年的备考冲刺。曹英生的母亲也过来和儿子一起居住。“压力很大，”曹英生说。因为他中考的分数不够，家里交的学费比杨维多，每学期差不多1.2万元人民币。
“我母亲总是提醒我，一定要努力学习，因为为了给我交学费，父亲到了很远的建筑工地打工。”房间里静了一分钟。
他们都知道，如果高考没有考好，孩子们的未来也是一样。
“打工，”杨维说。“体力劳动”。那样的话，他和曹英生就得加入中国2.6亿的农民工大军。
高考造就了世界上最可怕的考试达人
对中国家庭来说，没有什么事情比高考日益迫近更磨人了。中国学生自从进入小学的那一刻起，就开始承受着死记硬背和机械重复的压力。
即使是在北京的一所自由的双语幼儿园，中国父母也让自己5岁的孩子学习乘法表及正规的中英语语法，以免在一年级的时候落在同龄人后面。一个中国朋友最近当上了妈妈，她告诉我，“说实话，高考竞争从孩子一出生就开始了。”
中国标准化考试的马拉松不仅提高了公众的文化水平和政府的控制力，还造就了世界上最可怕的考试达人。
在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的上两次测试中，上海的高中生蝉联榜首，导致多名美国官员将这件事与更大意义上的“斯普特尼克卫星(Sputnik)时刻”联系了起来（Sputnik是苏联发射的全世界第一颗人造卫星，美国人认为在空间探索上输给了苏联），认为它是中国即将超越美国的征兆之一。
然而，尽管美国的教育工作者试图探究中国人应试能力的奥秘，高考却在中国遭到了抨击。
一些人说它扼杀了创新思维，给学生施加了过于沉重的压力，不符合时代精神。青少年自杀率往往随着高考的临近而上升。
两年前，一名学生在网上贴出了一张震惊众人的照片：在一所公立高中的课堂上，学生们埋头看书，所有人都在打点滴，以便获得继续学习的能量。
湖北某高中去年在高考前为考生准备了营养液
中国各地的城市已经涌现了大量备考强化学校，但毛坦厂仍然独一无二。这是一座偏僻的单一产业城镇，出产的是应试机器，就像其他一些专门生产袜子或圣诞饰品的中国乡镇一样心无旁骛。
大学生过剩可能已经削弱了高校文凭的价值，尤其是在应届毕业生失业率和就业不足率双双上升的情况下。很多富裕家庭干脆选择不进入这个系统，让自家子女就读中国的私立国际学校，或者把他们送到国外去接受教育。
但是，对于那些家庭条件有限的人，比如杨维，经济上的不确定性反而加剧了高考竞争的激烈程度；几分之差就能够决定一个学生究竟是进入学位含金量高的学校，还是一无所获。
毛坦厂中学满足的主要就是此类学生的需求。它被隔绝在安徽的山脚下，距离最近的城市有两小时路程，以屏蔽了现代生活的干扰为傲。学生不准使用手机或笔记本电脑；大约一半的学生住宿舍，房间里特地没有装电源插座；不准谈恋爱。
另外一半学生住在镇上，大多与母亲一起栖身在狭小的隔间里。当地政府已经取缔了一切娱乐场所。这可能是中国唯一没有电子游戏厅、台球厅和网吧的小镇。“没什么可以做的，只能学习，”杨维说。
靠收复读生致富 钱多到想不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