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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一时期大批报刊在港创刊，例如1937年5月4日《抗战文艺》发行港版，几天后《大众日报》副刊《文化堡垒》在港创刊。1937年6月，“生活书店”香港分店开业。1938年原本以上海为主阵地的《大公报》《申报》《立报》等纷纷南迁香港，据统计从1937年3月至1941年9月间，香港增加了近40种报刊，而且除少数外，全港报刊几乎整齐划一在讲抗战。
当然，此时
香港的进步文化人中，有不少中共秘密党员，不过，中共此时在港的组织仍处于地下。港英当局在1934年成立由情报部和保安部组成的“政治部”，直接接受英国本土的军情五处领导，成立之初约有200名人员。在情报保安两部下，又分为行政、行动、情报和支援等分部，由具体小组应对不同“威胁”，例如S3小组主要针对非华人商会社团、S4小组针对所谓“本地威胁”等。由于当时香港作为辐射遍及整个南洋的远东谍都，军统、中统、日本、意大利甚至苏联都在当地建立自己的组织。
1939年，国民党控制的部分香港报纸开始有意识地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战进行污蔑，以策应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1942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方面试图通过媒体颠倒黑白，欺骗香港同胞和海外华侨。八路军驻港办事处利用《华商报》等舆论阵地，揭露了事变真相，在广大海外同胞之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甚至连远在纽约的华侨报纸都大声疾呼：
“如果有人说，一面可以反攻，一面抗战的话，那不独是欺人之谈，实是准备投降的烟幕弹。”
在进步报刊宣传教育的感召下，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大批中华儿女踊跃回国参战。据统计，光东江纵队中就有超过1500名海外同胞。据不完全统计，驻港办事处到1939年已经为八路军和新四军输送了600余名青年和专业技术人员。1938年6月，宋庆龄在香港组织“保卫中国大同盟”，廖承志担任大同盟的中央委员兼秘书长。通过保卫中国大同盟，八路军驻港办事处广泛地向国际友人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斗争，马海德、柯棣华等都是在保卫中国大同盟的动员和组织下来到中国的。1939年5月，宋庆龄通过保卫中国大同盟为新四军筹集棉被，仅半年时间便完成了筹集两万条的目标。
除了输送大批
人员外，八路军驻港办事处还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战接收和转运了大批物资。例如在1938年冬，办事处通过水运将130箱医疗用品经桂林运往延安。1939年10月，办事处将南洋华侨和香港同胞募捐的汽车和南美华侨捐赠的西药运往延安。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8日英美两国对日宣战。当日清晨，日军突然轰炸香港启德机场等战略要冲，并以舰队封锁维多利亚港，妄图夺取香港的制空、制海权。与此同时，日军第38师团的三个步兵联队冲入新界。驻港英军仅抵抗了17天就宣布无条件投降，将香港拱手送给了日本侵略者。
随着香港沦
陷，日军在香港开始了“三年零八个月”的法西斯殖民统治。抗战爆发后撤往香港的一大批民主人士的安全受到极大威胁。实际上在日军发动进攻前，大批日伪特务便潜伏在香港，秘密收集抗日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的行踪。日军占领香港后，一面严密封锁香港的海陆空交通，一面在全市分区分段展开大搜捕。据《港九独立大队史》记录，日军限令文化界人士前往“大日本报道部”或“地方行政部”报到，叫嚣“格杀勿论”。日本文化特务禾久田幸助在全港电影院打出幻灯，逼迫梅兰芳、蔡楚生、司徒慧敏等五人到设在半岛酒店的日本占领军司令部“会面”。
抗战爆发后，尤其是皖南事变前后到达香港的抗日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大多不熟悉广东和香港，在当地缺乏可靠的社会关系。为了解救这些民主人士，中共中央、中共南方局和周恩来分别向八路军驻港办事处和广东党组织发出特急电报，要求尽一切努力营救、转移被困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1942年12月18日下午，廖承志在香港告罗士打酒店
（位于香港岛中环德辅道中与毕打街交界，现为置地广场的一部分）
会见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文化界人士，指定隐蔽和撤离小组负责人及联络地点，要求他们除规定与外界单线联系的人员外断绝一切对外联络往来，并发放了隐蔽和撤离经费。随后，乔冠华和叶以群在廖承志指挥下，通知九龙等地的民主人士和文艺界人士分散隐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