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逃离苏联的异见分子：我的祖国是一座精神病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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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意识形态

1966年11月，勃列日涅夫主持召开了专门讨论意识形态问题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勃列日涅夫强调指出：“意识形态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可能给我们带来无法克服的危害，应该加强意识形态的工作。”

为了强化思想工作，苏共中央和政府的宣传部、科学和学校部、文化部等职能机构拟定了新时期强化宣传鼓动工作的具体措施，除了要求全社会不断加强马列主义理论学习之外，在每次党的代表大会后都要展开强大的宣传活动。一向受到特别重视的青年政治思想工作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一时期，宣传部门和一切有关研究机构出版了大量的书籍，从各个角度不厌其烦地讨论如何在学生中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甚至有人提议在大学生宿舍中开展政治教育。五年大学生活每一周开展什么活动，由谁组织，由谁监督，活动的具体内容都有详细明确的规定。

此外，勃列日涅夫时期为了向世人宣传和证明马列主义和苏联共产党方针的正确性，力图在全国营造一种欣欣向荣的社会气氛，政府不断新建各种纪念馆和纪念碑，勋章和奖状漫天飞，庆祝会和纪念会一个接着一个地召开。发达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更把这种粉饰太平的举动推向高潮。

但是到了1968年，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在呈报苏共中央的报告中说，通过监控发现青年政治思想工作状况不容乐观。许多学生学习马列主义和党史课程纯粹是为了应付考试，在他们眼中高校党的工作者就是一些不学无术，只会对学生进行监督的人。

1976年安德罗波夫在给苏共中央书记处的报告中进一步谈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三年来监控高校学生的情况。“在青年学生中三年之内发生了324次不良表现，参加的人有4406人……发表诽谤性的、蛊惑性的、修正主义和其他政治上有害的意见，作为不良表现的一种形式，在数量上和参与的人数方面都是最普遍的。”

勃列日涅夫时期社会团体行政化倾向非常严重，社团逐渐演化为党和政府控制知识分子的工具。由于社会团体和各种协会与党的机构一起控制着大多数出版、评奖、出国以及晋升的途径，它的权力很大。如果一个作家不能发表自己的作品，那他就无以为生。

尽管政治局年年研究意识形态问题，次次都强调它的重要性，但对社会形势和人们价值观念趋向的变化，却一直拿不出一套切实可行的政策和举措，即使是通过的决议和措施大多也没有得到执行。

监控与施压

尽管勃列日涅夫明确宣布，苏联不禁止与众不同的观点，也不禁止对公共社会的各个领域进行批评。然而。从60年代中期，苏联政府和安全部门迫切需要利用法律措施来打击日益高涨的要求民主、言论自由与保障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俄联邦增补了刑法关于反社会秩序罪的第19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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