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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之前，张峰一直在北京做生意。他是保定人，2012年来到北京大红门批发市场做男装生意。大红门北起南三环木樨园，南至凉水河北岸，经过二十多年发展，已经成为长江以北地区最大的服装集散市场。高峰时期，整个商业区域内共有服饰、纺织品、鞋帽等综合市场45家，聚集2.8万户商户，直接从业人员约5.8万人，总营业面积161万平方米。据当地城管人员介绍，大红门商圈每天的人流量能达到30万，交通拥堵问题严?重。
张峰的店铺在大红门只算中等规模，每年收入能达到五六十万。当然，租金也贵，一年也要十几万元。虽然收入可以，但他也知道自己留不下来，“孩子都不在北京，来回跑挺麻烦的”。也是在2014年，北京开始了新一轮的“减肥”计划。
2014年2月25日，习近平先后到北京市规划展览馆、玉河遗址、南锣鼓巷、北京市自来水集团第九水厂、市轨道交通指挥中心和首都博物馆考察。这次紧凑行程中的每一站都代表着北京的核心问题。在北京市规划展览馆，习近平花了1个小时25分，了解北京地理环境、规划布局、功能定位、发展变化等情况。
第二天，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座谈会，专题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此次会议明确将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升级为重大的国家发展战略。习近平当时就指出，不断发展的北京面临令人揪心的很多问题。
北京的规模正变得越来越大。1949年新政权定都北京后，很长一段时间，这座城市核心区都没超过二环，但1980年代后，城市开始扩张，XXL的北京不断建设新的环线，X也不断增多，一直到2015年，大七环建设提了出来，北京的尺寸也膨胀到XXXXXXXL。
北京“大城市病”越来越严重。
在叶堂林看来，病症最严重的时候是2010年之后。叶堂林是首都经贸大学特大城市研究院研究员、北京市经济社会发展政策研究基地执行主任，他和同事近年来一直在做相关调研，连续两年发布《京津冀蓝皮书：京津冀发展报告》。据他回忆，2010年前后，北京地铁等交通线路还没现在多，“所以当时交通非常拥堵”。天通苑、回龙观、望京等大型小区，居民早上出不来，晚上回不去成为常态。同年，北京成为全国首个发布汽车“限购令”的城市，当年的机动车保有量已接近500万辆。
拥堵背后，隐藏着城市人口、产业、空间布局、设施配套等深层次问题。2011年，“雾霾”一词首次进入大众视野，PM2.5被正式纳入中国的空气质量指标，环境问题困扰着每位北京居民。在一系列“限购”、“限贷”的政策下，北京的房价还是让人望而生畏。这一切都和源源不断涌向首都的人密切相关。
2014年1月，北京市规划委员会提出将对《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进行调整。这个规划制定于2002年，早已经赶不上变化了。依据原来的规划，北京城市总人口到2020年控制在1800万人，但该目标提前10年就已打破——截至2012年，北京常住人口已达2069.3万人。城市的合理承载量被不断挑战，北京终于到了不得不瘦的地步。
张峰，成了这场瘦身计划中最早被减掉的一份子。
习近平一直都很关注城市规划的问题。出国访问时，他常会从空中俯瞰所访国家的城市建设。据新华社记者回忆，习近平也常拿这些城市与国内的城市做对比。他说，有些地方城市空间比较舒服，绿地、水源地、城市建筑错落有致。
“我们的城市发展很快，但不少是高楼林立，水泥森林。”“人口多是国情，但在新的城市规划建设上要更加科学合理。”
2014年2月25日，习近平在北京市规划展览馆看《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展板时，想起之前看到网友给他的建议，“网上有人给我建议，应多给城市留点‘没用的地方’，我想就是应多留点绿地和空间给老百姓”。
但这并不容易。“跟珠三角，长三角这些地方比，北京的短板就是生态环境比较脆弱，” 叶堂林对本刊说。南方水资源丰富，生态恢复得比较快。而北方，特别是北京，极度缺水。国际上一般将每人每年拥有不到1000立方米的水定义为“严重缺水”，中国的人均数字是450立方米。北京更严重，即使南水北调后，北京人均年水资源量仅150立方米。2015年，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就提出了“以水控人”的观点。他表示，北京到了这个阶段，最大的挑战就是人口资源环境矛盾不断加剧，所以要疏解功能，人口增长太快，资源承载不了。
除了水资源的先天缺陷，对北京而言，“首都”的身份也成了一把双刃剑。
“京津冀这个地方非常特殊，区域各自为政，都愿意争做这种经济中心，实际上在很多方面就没法合作。”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中国区域经济学会秘书长陈耀对本刊说。“我们说京津冀是三地，实际上，它是三地四方，它还有个中央，其他地方没有中央这样一个体制的问题，京津冀地区的行政级别、规格、等级不同，协调的难度要大于其他所有的城市群。”
“南方可能市场经济起主要作用，北京的发展更多是靠政府的大项目，像新机场、冬奥会、奥运会带起来的，而大的项目它靠的是权力配置资源。”叶堂林说，一方面，权力配置能更主动和灵活地得到更多资源，但同时导致一些大项目很难落到北京周边地区。久而久之，京津冀地区就出现了“大树底下不长草”的怪象。
“也就是说，北京过度集聚发展得很好，结果周边还有很大的一个贫困带，河北没办法跟北京在资源配置上构成竞争关系，也没办法构成错位发展，项目落到北京就在北京，跟河北没有关系，”叶堂林举例说，“2008年奥运会落到北京，跟河北的关系就很小，河北只需要做贡献。”
北京营养过剩，体量臃肿，而河北吃不饱，甚至“根本没得吃”，截至2016年，河北全省尚有39个国家级贫困县。包括张峰在内，很多河北人就来北京打工，又加重了北京的肥胖症。
为了解决北京过于肥胖的问题，先要解决周边省份营养不够的情况。2013年5月，习近平就任国家主席之后不到两个月，就赴天津调研，当时他提出京津“双城记”的想法。当年8月，在北戴河主持研究河北发展问题时，他又提出要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先是1+1＞2，再是1+2＞3。在同年的多次讲话中，习近平强调，解决好北京发展问题，必须纳入京津冀和环渤海经济区的战略空间加以考量。在这个大的战略背景下，北京终于迎来了历史性的改革契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