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如果明白了这一点，中国作家，应该有一种命运感。在这个时代，中国文学应努力以独特的创造参与到这种普遍性的文学标准的界定中去，否则，中国作家注定了不能成为世界性的作家，尽管有些作家可能被所谓世界承认了，但那并不是因为我们自身的品质，而是基于别人的理由。在别人主导的普遍性标准里，某个作家可能被礼貌性地恩准为一个“不错”的作家，以显示别人界定的文学世界的多元性和开放性与宽容度，但决不可能真正欣赏你和敬畏你。
中国作家，来自一个伟大的文明共同体，一个任何其他文明体都不可真正消化的文化，注定必须承担这样的命运：要么作为最好的被承认，要么被完全漠视，指望跟在其他文化旗帜后面作为伪军被接纳，是不现实的。在目前，优秀的中国小说很少能被欧美世界所真正理解。
问题是，中国作家意识到这种命运了吗？在我看来，有没有这种抱负，恰恰可能是决定其文学水平的前提。衡量一个中国当代作家的尺度不是，至少主要不是，现在通行的所谓世界性的文学标准，而是看他是否写出了中国人眼中的世界，创造出了一种新的审美经验的文学，这种眼光来自一个文明共同体，那个基于生生不息的几千年文明不断自我创造——其中也包括对西方现代文化的吸纳，“弗失固有之血脉”的文明，这种审美经验会重新界定一种文学。
应该看到，几十年的物质力量的积累，的确让我们有了些文化上的自信，甚至有点盲目的乐观，但是，离文化的自觉还有相当的距离。或许，有些人认为，伴随着物质上的强大，我们的文学，文化自然会走向世界。这就太低估了文化斗争的艰巨性，如果说中国文学有可能重新成为一种普遍性的世界意义上的文学，那么，这一过程肯定要伴随着一种具有生存论意义上的搏斗与文化政治意义上的厮杀。而且这个拚杀的过程更多的表现为一种深刻的、内在的，自我的角斗。它是在自己的审美经验内部展开的，表现为抉心自食，注定会非常残酷。它要否定掉自己的很多东西，只有这样它才能看见很多新的东西，它要把内置的，已经植入到皮肉里面，无意识深处的那个现代“装置”重新加以校正甚至重设。
回到自我必须穿越西方，所谓西方已经内在于自我，这是宿命！我们别指望回到那个所谓纯正的中国美学经验，或者中国的原初文学性来解决这个问题，那是不可能的。梦想回到唐宋，回到中国传统文学，一点可能性都没有，也回不去，回去也解决不了问题。我们自己本身就在不断地生成之中，西方的现代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反客为主，反主为客。别指望关起门来就能保存自我，真正的自我必须不断遭遇他者，同时要把他克服掉，只有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才能找到真正的中国文学。这个过程是非常困难的，可能也是非常漫长的，不是一两个作家甚至一两代作家的问题。需要一批有思想境界的，有强大的审美创造能力的中国作家涌现出来，才可能形成一种集体的力量，才能形成这种新的中国文学的轮廓。在这个时代，这样的机缘其实在不断地出现，同时也在不断地流逝，聚聚散散，还没有真正形成阵势。应该看到，现在有些优秀的作家其实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且不断地在自己的文学实践里面进行这样的尝试。但是大多数中国作家还是比较懵懂的，还是沉浸在那样一种西方的文学普遍性的梦境里面，没有醒过来。
不知不觉间我们已经来到一个无所依傍的文学年代，我们很多人都很怀念1980年代的文学。在前面我批评过那一时代的文学，总的来说评价不是很高，但有一点我是非常欣赏的，就是那时的文学很有历史的能动性。那个时候的文学高擎着启蒙主义的旗帜，批判性地面对中国现实，而批判所凭借的正是当时还虚无缥缈的所谓西方彼岸世界，我们把它当成合理的黄金世界，这种想像为作家批判性的观照中国现实提供了一个尺度，一个更高的，更完美的尺度。某种意义上讲，我们虚构出来一个西方——实际上那时候中国作家也没几个出国的，我们想当然地认为西方是怎样怎样，然后拿那个“西方”来批判当下中国。那个作为批判资源的“西方”的确建立了一个新的乌托邦的维度。
但是现在这个“西方”不存在了，其实，从1980年代中后期它就已经庸俗化了，那个“西方”慢慢地就简化为美国、欧洲、日本。现在我们已经没有了这样一个外部的参照，那个叫西方的抽象的彼岸世界已经没有了。那么，我们从哪里汲取批判性的参照性的资源？这是一个问题。而我们想找到一种新的中国文学，肯定要有某种理想的参照系。这就要求我们要在一个虚无缥缈的地方，一个乌托邦，创造一种另类的，或者说可能的新生活。我们的文学可能要在一种无依傍的情况下去寻找一种另类的东西，对另类的生活可能性的发现可能是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而在此基础上创造出一种新的美学原则或语法才堪称伟大的中国文学。这种寻找要比1980年代要艰难得多，当然也有出息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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