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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8年和2012年，光伏行业经历了两次巨大洗牌，数百家企业黯然退场。
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欧美被迫站在风暴第一线，对许多行业的财政支持难以为继。
稚嫩的光伏产业也难以幸免，光伏装机量锐减近90%，对中国供应商造成致命打击。
其中电池片和组件环节首当其冲，主要因为技术壁垒低且严重依赖补贴。
如果类比的话，这个产业细分有点类似中国早期个人电脑的组装销售，一旦外界环境不稳，利润最容易受到挤压。
这直接造成在400多家光伏组件企业中，只有不到50家活了下来。
而硅料环节的情况也不容乐观。
需求锐减致使硅料价格一跌再跌，2011年最低时只有15美元/公斤（约97.5元/公斤），较2008年的500美元/公斤（约3450元/公斤）下降97%。
来源：Bernreuter Research
价格大跌的后果很严重，在当时国内已投产的43家多晶硅厂中，80%的厂商停产。
面对这种仿佛势不可挡的下行周期，朱共山却做了一个区别于竞争对手的重大决定：扩产！
正是这个决定，让保利协鑫的多晶硅产能在2011年底就达到了6.5万吨/年，硅片产能提升至8GW/年，同比增幅分别达到210%和129%。
要知道，逆周期扩产仅凭领导的“赌性”是远远不够的，无数行业先锋都倒在这里。
成本降低+资金加持是朱共山突破重围的两大致胜武器。
冷氢化技术成为降低成本最关键的“杀招”，它直接让无法避免的副产品转变成了重要原材料。
早年多晶硅行业一直难以摆脱高污染行业的标签，一大原因就是副产品四氯化含有剧毒和腐蚀性。而冷氢化技术可以使得四氯化硅在低温高压环境下被转化为三氯氢硅，三氯氢硅恰好是多晶硅的重要原材料，占比高达27%，是仅次于电耗和折旧的第三大成本。
在冷氢化技改项目相继投产后，保利协鑫的多晶硅成本从2009年的40美元/公斤（约273元/公斤）下降至2010年底的25美元/公斤（约168元/公斤）。
在这逆周期时刻没有什么比实打实的“便宜”更重要。
所以资金也闻风而动。
2009年，中投集团55亿港元入股保利协鑫，占股20%。
2010年，中国银行将向保利协鑫提供100亿元授信。
有了这一百多亿，保利协鑫不仅没有在逆流中沉沦，还凭借着扩产后进一步凸显的成本优势，在全球光伏版图中拓宽了疆域。
甚至，还因此挺过了接踵而至的光伏行业第二轮大洗牌。
时间很快到了2012年，中国光伏行业已经从2008年的重创中恢复元气。
当时中国的光伏组件在欧洲市场所向披靡。根据欧洲光伏协会（EPIA）的数据，2011年欧洲共计安装光伏组件约21GW，而当年中国向欧洲市场出口光伏组件达到11.4GW。
超过50%的欧洲市场占比让中国光伏厂商尽享红利，然而欧洲国家不可能甘愿将自家红利拱手让人，中国光伏因此成了他们的心头之患。
于是在2012年10月，欧洲联合美国高高举起“双反”屠刀，2008年的噩梦再度上演。
先是美国宣布对中国进口的光伏产品征收34%到47%的关税，再是欧盟正式对中国光伏产品发起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一时间硝烟四起。
300多家光伏企业直接倒闭，领头羊无锡尚德黯然退场，江西赛维也陷入债务困境。而在当时50多家硅料企业中，能活到现在的不超过5家。
但保利协鑫依靠逆周期增产不仅活了下来，还在横向纵向扩张。
在“双反”第二年保利协鑫荣登“全球硅王”，硅片业务的比重也越来越大。此外，公司将战线逐渐延伸到了组件、系统集成和电站投资等多个环节，逐步实现一体化经营。
同时，保利协鑫还凭借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将纷杂的业务分拆上市。
2014年保利协鑫成功分拆电站业务，并购港股上市公司森泰后将其更名为协鑫新能源，其中53.34%的股权由保利协鑫持有。
然而朱共山没想到，就是这一步在四年之后把保利协鑫变成了“困兽”。
本来，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顺利。
从2014年开始，国家发改委等部门为了对抗欧美“双反”，推出各类补贴政策来拉动国内需求，大大降低民营企业进入光伏的门槛，让他们可以利用高负债来快速扩张。
国内光伏行业的热情再一次被点燃了。
保利协鑫在成为行业第一之后，继续大刀阔斧地增产。2017年4月斥资57亿元在新疆建设了年产能达6万吨的多晶硅项目，而当时保利鑫的整体产能也只有7万吨，相当于直接翻倍。
协鑫新能源在上市短短三年时间内，一举夺得全球光伏电站规模亚军，装机量更是一度占到国内年新增装机的10%。
而这只是当时整个光伏行业的一个缩影。从2014年-2017年，国内光伏新增装机量不断攀升，并在2017年达到了53GW的峰值，占全球新增装机量102GW的52.02%。
就这样，一个又一个记录被疯狂刷新，所有人都沉浸在喜悦之中。
然而他们都没有意识到，狂欢背后的危机正在一步步靠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