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梁开平三年（
909
）四月敕：“赐刘斤同进士及第，仍编入今年榜内第八人。”
[45]
《吴越备史》卷三：
光业生于姑苏，十岁能属文。……梁后主特赐进士及第，仍赐秘书郎，授右补阙内供奉，赐金紫。
[46]
《册府元龟》卷七二九：
曹国珍……延州高万兴兄弟皆好文，辟为从事。国珍常以文章自许，求贡礼闱，万兴飞表荐之。梁贞明中，特敕进士及第。
[47]
《旧五代史
·后唐明宗纪
》
天成四年（
929
）春正月
：
幽州节度使赵德钧奏：“臣孙赞，年五岁，默念何《论》、《孝经》，举童子，于汴州取解就试。”诏曰：“都尉之子，太尉之孙，能念儒书，备彰家训，不劳就试，特与成名。宜赐别敕及第，附今年春牓。”
[48]
《册府元龟》卷一六七载
后周广顺三年（
953
）正月
：
其月，契丹降人伪授儒州晋山簿李著、郑县簿王裔、泰州司法刘裴等，著赐比明经出身，裔、裴比学究出身。
[49]
《旧五代史
·后周世宗纪
》
显德三年（
956
）十二月：
辛巳，故襄邑令刘居方赠右补阙，男士衡赐学究出身，奖廉吏也。
[50]
《册府元龟》卷六五一载后周
显德四年（
957
）：
屯田员外郎、知制诰扈蒙试进策人乡贡进士段宏等，内段宏赐同三传出身。
[51]
《册府元龟》卷六四四载后周显德五年（
958
）：
命翰林学士窦俨试进策官曹巨源、邓杲、李峣等于禁中。……既而以所对之词上进，乃授巨源及杲簿掾，赐峣进士出身。
[52]
《马测墓志》载后周时：
寻属世宗下命，应私家收得史馆所阙群籍者，许以进官，待以优渥。……乃出三百余篇，塞诏金马，上即赐比学究出身。
[53]
《马测墓志》
以上所举材料主要集中于后梁、后唐和后周三代，除了与唐后期情况类似的特赐进士及第之外，还出现了三个新的变化：其一，特赐出身不再限于进士，如赵赞特赐童子科及第、刘士衡赐学究出身等。
[54]
其二，特赐出身出现了“比”“同”的形式，而特赐进士也出现了“及第”与“出身”的差异，如李著赐比明经出身、段宏赐同三传出身、李峣赐进士出身等。值得注意的是，科名带有“比”“同”及所赐为“出身”者，均不再强调“特”赐或“敕”赐。科名中的“比”“同”“出身”等要素具有资格来源分类的意义，标志他们与通过科举考试获得的科名不同。
[55]
其三，特赐出身的原因多样化，如李著等是契丹降人，刘士衡是褒奖廉吏等。
虽然五代时期特赐进士相关事例依然不多，且依旧在科举制框架外进行，但相比唐后期，此时所赐科名及获赐原因更为丰富，叙述中“特”字出现频率降低，科名中产生了标志资格来源分类的“比”“同”“出身”等要素，这反映了类似事例不再是小概率事件，已经成为可以遵循的故事。
北宋建立之后，特赐进士及第现象在五代的新发展得到了延续，且不断深化和完善。为方便叙述，将宋太祖、太宗两朝在科举制外特赐科名的事例制成表格如下。
由上表可知，宋初在科举制外特赐进士等出身的事例数目相比之前有了明显增加。《宋会要辑稿》选举九“赐及第”条所载科举制外赐进士及第者达
25
人，而“赐出身、赐同出身”条所载事例则更多，亦是其证。
[56]
与此同时，宋初的特赐出身在五代基础上有了更多变化。
首先，宋初出现了“赐本科出身”“赐同本科出身”的表述，这里的“本科”往往与获赐者的身份或学业有关。如孔世基本是乡贡进士，蒙赐“同本科出身”，也即获赐同进士出身；杨允升本是乡贡学究，因功获赐“同本科出身”，这里的“本科”当指学究。这一变化说明宋初的特赐出身虽仍在科举制之外进行，但已注意考虑获赐者自身的特点，使之名副其实。这一点在张巨源的经历中得到进一步佐证，他获赐是因为“五世同居，内无异爨”，而“特赐明法及第”时则亦考虑到他“尝习刑名书”。
其次，宋初特赐进士等出身往往经过一定的考核，甚至出现了有针对性的专门考试。前引后周段宏、李峣均因进策而接受考试，表现优异获赐出身。
[57]
宋初樊若水、杨亿等人情况应当与此相同。开宝六年（
973
）“诏朝臣有将命远方死王事者，得录其子”，陆坦等四人因此“就学士院试所业”，然后获赐进士、同三传、同学究等不同出身。显然，他们获赐出身与“所业”有密切关联，这里的考试便是有针对性的专门考核，与此前不同。
第三，宋初特赐进士等出身的原因更加复杂多样。《文献通考》对整个宋代的情况做了很好的概括：“凡士不繇科举若三舍，而赐进士第或出身者，其所从得不一路：遗逸、文学、吏能、言事，或奏对称旨，或试法而经律入优，或材武，或童幼而能文，或边臣之子以功来奏，其得之虽有当否，总其大较，要有可考。”
[58]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原因复杂多样，但同样的原因也在不断重复，如表格中周渭、庐谊等俱因进言获赐，张巨源、刘方均因“五世同居”获赐等。这说明两个问题，其一，特赐进士等出身的应用场合得到扩展；其二，某些特定情境中已然经常性地采用特赐出身以表褒奖。
上述三个变化反映了宋初特赐进士等出身的常态化、制度化趋势。经过宋初的发展，一方面特赐进士等出身愈发频繁，应用场合增多，同时也渐趋固定；另一方面，统治者愈加注重特赐出身与获赐者身份、能力的匹配，讲求名实相符。特赐进士及第从唐后期的特例与策略，到五代形成故事，而
在宋初则逐渐制度化
了。[59]
以上分析的是宋初在科举制外特赐进士等出身的情况，实际上，裴譔这种在科举制框架内的特赐进士在宋初也有发生。开宝三年（970），“诏礼部贡院阅进士、诸科十五举以上曾经终场者以名闻。甲辰，得司马浦等六十三人，庚戌，复取十五举未经终场者四十三人，并赐出身”
[60]
。《宋会要辑稿》载当时诏书：“司马浦等一百六人……非以特恩，终成遐弃。浦等宜各赐本科出身，今后不得为例。”
[61]
此次所选，均是达到十五举而未曾获得出身者，包括进士和诸科，而所赐出身乃获赐者的“本科”。虽然诏书强调“今后不得为例”，但并未起到作用，其后甚至形成了专取落第举子的特奏名制度。
[62]
另外，宋初也有因特殊原因特赐当场落第士人出身的情况，如开宝八年（
975
）“江南进士林松、雷说，试不中格，以其间道来归，并赐三传出身”
[63]
；太平兴国二年（
977
）“九经七人不中格，上怜其老，特赐同三传出身”
[64]
。
宋初，在特赐进士渐趋制度化的同时，“赐进士”也开始成为进士科及第者的一般性称呼，可称之为“赐进士”的普遍化。管见所及，最早获“赐进士”的常规进士科及第者是宋太祖乾德五年（967）刘蒙叟榜十人。《宋会要辑稿》载：“知制诰卢多逊权知贡举，合格进士刘蒙叟已下一十人。寻诏参知政事薛居正于中书覆试，皆合格，并赐及第。”
[65]
刘蒙叟等获“赐及第”或是因为经过诏“中书覆试”合格，由于材料有限，无法就其具体情况进行分析。
相同情况再次出现是在开宝六年（
973
），而且此后这一方式渐趋成为制度。《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开宝六年三月：
辛酉，新及第进士雍邱宋准等十人、诸科二十八人诣讲武殿谢。上以进士武济川、三传刘浚材质最陋，应对失次，黜去之。济川，翰林学士李昉乡人也。昉时权知贡举，上颇不悦。会进士徐士廉等击登闻鼓，诉昉用情，取舍非当。上以问翰林学士卢多逊，多逊曰：“颇亦闻之。”上乃令贡院籍终场下第者姓名，得三百六十人。癸酉，皆召见，择其一百九十五人，并准以下及士廉等，各赐纸札，别试诗赋，命殿中侍御史李莹、左司员外郎侯陟等为考官。乙亥，上御讲武殿亲阅之，得进士二十六人，士廉预焉，五经四人，《
开元礼
》七人，三礼三十八人，三传二十六人，三史三人，学究十八人，明法五人，皆赐及第。……自兹殿试遂为常式。
[66]
《宋会要辑稿》所载略同，但“赐及第”的诏书较详：
所以亲临考试，精辨否臧，或悯其年深，或允其才进，俾咸登于上第，谅克叶于至公。其进士宋准等百二十七人，并赐及第、出身。
[67]
“自兹殿试遂为常式”揭示了此次科举考试对于科举制发展的重要意义，也即殿试制度的开端，这一点已为前人所认识并申说。
[68]
实际上，就“赐进士”的普遍化而言，这一年亦是重要节点。自开宝六年（
973
）起，通过进士科考试者都被“赐进士”，进士以外诸科亦以“赐”的形式给予出身。且此次科举考试的材料较为详尽，也为我们考察“赐进士”这种形式被宋代科举制所吸纳的原因提供了机会。
毫无疑问，“赐进士”的普遍化与殿试制度直接相关，但不能因此认为殿试的实施是“赐进士”普遍化的原因。无论殿试制度，还是“赐进士”的普遍化，都是皇帝直接参与科举选人的体现，前者是皇帝对考试过程的参与，后者是皇帝对公布结果过程的参与，二者是并立且可分的。如前引刘蒙叟榜就是有“赐进士”无殿试，而开宝五年（
972
）“上召对于讲武殿，始下诏放榜”
[69]
，则是有殿试而无“赐进士”。
那么关键问题是皇帝为何要参与科举选人过程。从上引材料可知，开宝六年（
973
）皇帝并非一开始就介入了科举考试，而是在中试者赴讲武殿谢恩之时，因有两人“材质最陋，应对失次”，且其中一人为主考官同乡，引起了皇帝的不悦。与此同时，落第进士徐士廉等“击登闻鼓，诉昉用情，取舍非当”，且得到翰林学士卢多逊的旁证。于是，宋太祖命从终场下第者中选拔一批人与省试合格者一起重新考试，“御讲武殿亲阅之”，对中试者“并赐及第、出身”。也就是说，皇帝介入科举选人的直接原因在于，当年省试结果受到了皇帝、举子和官僚三方面的质疑，皇帝需要亲自参与，才能“精辨否臧”，“谅克叶于至公”。
实际上，省试结果遭到质疑并非此次科考所特有。乾德四年（
966
）权知贡举王祜上报省试结果后，宋太祖“恐其遗才，复令于不中选人内取其优长者，第而升之”
[70]
。开宝元年（
968
），“权知贡举王祜擢进士合格者十人，陶谷子邴，名在第六。翌日，谷入致谢，上谓左右曰：‘闻谷不能训子，邴安得登第？’遽命中书覆试，而邴复登第”
[71]
。值得注意的是，前揭乾德五年（
967
）刘蒙叟榜“赐进士”正处在乾德四年（
966
）和开宝元年（
968
）两次因不信任而命再试之间，虽无材料，但中书覆试恐怕亦是出于对省试结果的质疑。
论者常引柳开《与郑景宗书》中所述徐士廉向宋太祖的进言来阐释开宝六年（
